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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由大胆说到小心做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即从粉碎“四人帮”和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力调整开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上述动作实际上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本书作者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并名之曰“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 今时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来者尚未超越。“邓小平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本书89页）这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了另外的侧重点，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大热点，并在党政分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突破。 十五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又被提及，并且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某些地方党代表常任制、公务员差额竞选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分开等内容仍没有触及。这就意味着，与1980年代的大胆尝试相比，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宣示和实践方面都很谨慎，因而稍大一点的动作都会引人注目。 在“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这一节里，作者介绍了张锦明在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任上推行乡镇长直选（1998年）、在雅安市委组织部长任上推行县级党代表直选（2002年）、在雅安市委副书记任上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2004年）的情况，而这样一位凤毛麟角的“政治明星”，如今却萌生了“归隐山林吃茶去也之意”，因为她“深知‘出头椽子先烂’之古训”（本书216页），让人如何不感慨系之？ 《交锋》预测下一次思想解放将出现在“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现在看来确乎如此，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尚未“解放”所有人，而这也构成了人们的新期待——2008年年初，汪洋在广东力倡“思想解放”；8月，张春贤在湖南提出“还权于民”。就此，作者最后写道：“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在各地依次掀起，人们期待着改革开放能够不断开辟新的局面，收获新的硕果。”诚哉斯言！ ■细节 亲历历史 《交锋三十年》一书还有个副题，即“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从1978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年，能够亲历并且能够记录下来，对作者的年龄和阅历显然要有相当要求。马立诚先生1946年生人，到1978年时已过而立之年，因此其感受和认知能力当无须怀疑。三十年过去，马立诚由而立跨入耳顺，且又长期在中央级媒体（先是中国青年报，后是人民日报，2003至2004年又在凤凰卫视担任评论员）工作，信息灵通，视野开阔，特别是掌握了诸多内幕轶闻，因此写起这段历史来，也就特别有纵深感和真切感。 对于本书所写的诸多事件和人物，马立诚的熟稔是建立在经历和交往的基础上的，而有些事件的当事人就是他自己，比如“轰动世界的《交锋》官司”、“对日新思维震动亚洲”等。书写这三十年间的人与事，马立诚的叙事多半带有回顾性质，然后才辅以相关记述和访谈，私史意味浓厚，读来轻松亲切。其实，选取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并不奇怪，年过六旬的马立诚本来就是历史中人，他创造了或者见证了历史，其人亦颇具“历史价值”。其书写效果远非仅靠处理资料就能达到的，后者即便能存真却往往难传情，而传情对于历史著述来说同样不可或缺。 记得历史学家汪荣祖曾经说过，同样一段历史，在一个拥有亲身经历的史家和一个仅据材料叙述的史家笔下往往不同，前者在呈现事实外还能传达气氛，而后者大多只能呈现事实。比如SARS来袭，身披其祸者对那种恐怖的气氛刻骨铭心，无此经历的人即便掌握足够多的细节，对当时当地的情境亦不免隔膜。徐友渔在《我们敢不敢直面历史》一文中也说，“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我们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这话虽然是专就“文革”历史而言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乏普遍意义。马立诚在本书“自序”中就说：“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历史脚步描画出来，就愧对了历史。”类似书中的一些“核心机密”，当事人不说，也就只有离当事人最近的马立诚能说了。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交锋三十年》乃是一部回忆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借助这样的私人回忆录来丰富和呈现，才能更真实更完整更接近真相。□胡唐 相关链接： [书摘]赵紫阳最后拍板，可口可乐重返中国 [书摘]深圳书记著文惹风波 江泽民中南海接见才解围 [访谈]马立诚：公民权利逐渐受到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