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文学来讲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故事？这可能是任何一个有野心和雄心的当代作家都孜孜以求试图进行独特性创造的主题。但同时，无论是谁，都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虽然并非全然不可能，却也极其艰难的事情——人们在谈论中几乎都会对当代中国的复杂性心生畏惧。它的密度和广度已经远超过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时代，因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这些手法和方式都已经无法把握和展示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结构和变化，也没有人再有这种欲望和能力。但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开辟了现代小说路径的大师们尽管在当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式实践中不乏拥趸，到了当下的全球化、技术化、传媒化的语境中，也很难再通过内在性的开掘有所成就。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情形在阶级、性别、族群、时空感受、情感形态与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化，都已经是任何单一的或片面性的话语所无法概括的。更主要的是，外在的转型与内在的裂变彼此交错编织在一起，内部与外部、本质与现象、所指与能指的划分已经失效了，我们可能进入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象与内涵融合在一起的融化了的现实之中。这个时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形式，来为当代生活和历史赋形。
    陆涛的“银城三部曲”就是在进行这样一种赋形的尝试。我并不是要说他一定找到了确定无疑的方式和门径，但他无疑（或无意）已经显示了区别于既定手法的自觉取向。作为一个197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出道已经40年的作家，他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生活的整个过程。这个亲历者在蛰伏多年之后，陆续推出“银城三部曲”：《会飞的九爷》《剧终》《铃儿响叮当》，可以看作是沉淀许久后的经验总结和叙事提炼。一般而言，有着丰富经验积累的作家在涉及到当代中国的写作中很容易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迫不及待地分享故事，现实提供的素材实在是太过丰盛，因而在叙述中主体往往会被故事所淹没，我们看到了泥沙俱下的生活、传奇或者琐碎无聊的社会新闻般的细节，却没有看到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只是表达了一些因袭了“纯文学”话语的关于人性、欲望、情绪和不满的陈词滥调。另一种则有着勾勒与掌控的自觉，试图通过归纳性和概括性的方式给当代一个简洁明了的呈现，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些术语，然而这种自信很多是简单而粗暴的代表性言辞，更多显示为写作者主体的狭隘主观意图，而并非贴切的实际。正如我前面所说，一个复杂的社会与时代必然要有着相应复杂的表述形态。
    我曾经在推荐语中写道：陆涛以摇曳奇谲的文字、辗转腾挪的结构，严肃而又戏谑地讲述了美及其丧失、欲及其张扬、善及其坚守、义及其绵延，暴戾恣睢又温情款款地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银城世界”。这是世道人心的投影，也是灵魂飘散的飞地。这样说未免有些抽象，《会飞的九爷》是“银城三部曲”的第一部，可以说具体地体现了陆涛的赋形试验。
    “银城”这样一个西北小城中发生的故事其实隐喻了当代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社会变迁的20余年历史。较之于源远流长的“乡土中国”传统，城镇中国的文学书写无疑是一种新鲜事物，它是一种已经从古老的乡土共同体中剥离出来的生活与文化形态，一种当代性事物，体现出来的是具有本土特征的时代嬗变。城镇已经不再是乡村或山寨那种联系着农耕、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的空间，而是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展开的处所。从文化位置上而言，城镇置身于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偏僻滞后的乡寨之间，是一种时刻生发着变异、不断有人发生身份的位移、永远充满机会和风险的进行时的中间状态。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中”状态，城镇最为鲜明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生机勃勃、混乱不堪与一些始终不曾凋零的操守。
    近年来关于“小城”、“小镇”以及“小镇青年”的书写也成为一个较为引人注意的文学和影视现象。比如田耳的佴城、路内的戴城、鬼子的瓦城、林森的澄迈小镇、贾樟柯的汾阳……它们很多带有成长小说的色彩，伴随着个体经验的是同时代的社会经验，个人的命运起伏夹杂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城镇成为联结都市与乡村两种不同体验的过渡与中介。作为过渡与中介，城镇显然不是封闭的，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开放系统，包容着杂糅并生的不同观念与意识。陆涛的“银城”则较少“70后”、“80后”作家的个体亲身经验，而是通过童心之眼来观照成人世界的种种外部变化。这个“童心之眼”就是小说中的阿甘，阿甘因为小学的时候护士打针时的操作失误，被打坏了神经和一条腿。这就使他变得类似于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那个阿甘，因为智力和躯体上的障碍，反倒容易摆脱社会常规思维的惯性，而获得全然本真的视角，各种岐异的观念与意识就是通过这个中国阿甘的单纯的眼睛和头脑得以理解与呈现出来。
    作为叙述人，阿甘的听与说以及人格的展开带有淳朴天然的色彩，往往在直观中直窥智性之境：“我对很多事情都不能马上说清楚，很吃力，有点累，正如银城的变化，蓦然回首，才发现一切都变了，而变的过程不一定能感受到。当我去过甜水湾以后，才懂得讲述痛苦会比告诉别人幸福精确，原来痛苦可以很具体，而幸福实际上很模糊。”因而《会飞的九爷》实际上的主角是阿甘，阿甘的父亲“九爷”及相关的人物故事是经过了他的理解之后讲述出来的。阿甘的太爷原是甘家旺的地主和棋王，爷爷则阴差阳错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阿甘小时候已经老年痴呆了。爸爸九爷原先是一个小学老师，因为继承了擅长下象棋的家风，而被借调到市里做接待工作。这中间还穿插了爸爸因为见义勇为而与出身缺水山村甜水湾的妈妈相识的过程。这个家族前史的叙述牵涉到革命、土改、城乡差别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道德蜕变，在时间、空间与人文的立体维度有着千头万绪的线索。但是，因为以阿甘的淳朴之口说，就规避了写实的难度，让各种纷繁复杂的线头收束在明白晓畅乃至于事物最本然的层面。这种对于历史进程的本然呈现有着搁置意识形态规约的现象学呈示意味，先行摒除了价值判断，而将认识留白，给予读者广阔的解读余地。
    计白当黑式的写法使得小说具有了寓言色彩，正如小说中写道的：“早晨从银城开出拉着银城人去甜水湾的叫‘旅游经济’，从甜水湾的人到银城来享受的叫‘改革成果’。……我开始懂了，‘发展’就是失去‘故乡’，而‘故乡’就是回不去的地方”。银城与九爷就是这个寓言的核心，九爷既非农民，也不是官员，而是一个接待省城和北京官员来访的接待人员。他的身份本身就像银城一样，是暧昧的、含混的、处于中间状态的，随着不同时代风潮而不停转化着角色和特长。他就像一条时代的变色龙，最初是棋王，然后是舞王，再后来是陪领导K歌、洗桑拿，还去学习打保龄球，最后甚至去学滑翔，一切都是以迎合外部世界和权力部门的喜好为转移。但是他之不同于见风使舵以谋求私利的小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没有私心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能过上好日子、为了妻子的家族能够吃上水、为了银城能够更好地发展。在他不断随着时势要求“变”中的过程中有着自己坚守的“不变”，那就是他一再对阿甘所说的“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经历太久，所以要好好走，站直了，别趴下，莫颤抖”。这种品行上的“轴”在某种意义上让九爷成为另一个阿甘，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同流合污，进而获得了救赎的可能——他没有像孙书记、刘主任（后来的刘副市长）那样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道德与情操的败坏者，而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投入到银城的事业之中。
    陆涛在塑造银城、阿甘和九爷的时候，可以清晰看到大众文化的滋养。这不仅体现在他利用了《阿甘正传》式的寓言手法，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同时也体现在文本中时不时跳跃出来的阿甘式的幽默与警句，它们浑然天成，构成小说既轻松顺畅又意蕴深刻的表现形态，进而成为一种风格。阿甘与九爷两代中国“阿甘”是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城镇人物与城镇精神的化身，他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现实、目迷五色的诱惑，在应对应接不暇的外部世界时，随俗而化，然而终究葆有了绝假纯真的本心。阿甘们来自底层与大地，他们的内在自我的连续性，提供了发展进程中原罪救赎和道德洗礼的精神资源。风格化的语言与实验性的叙事，以及当代中国阿甘的寓言式形象塑造，让陆涛的赋形具备了创新的特质，“银城三部曲”也因此跃出于大多数以当代生活为主题的宏大叙事，成为值得关注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