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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酒吧之花》定位为通俗版的《菊与刀》和学术版的《上海宝贝》。《酒吧之花:我在东京当陪酒女郎那些堕落颓废的日与夜》[美]丽亚·雅各布森著St.Martin'sPress2008年4月第一版 明治维新之后，向西方敞开国门的日本逐渐获得了双重他者的身份: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代表着距离最近的现代西方文明；在欧美人看来，日本是神秘的东方国度。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百余年来科技的推广应用和经济的发展蜕变已经在物质层面上消除了这种互为他者的状态，中国人、日本人、欧美人对日本汽车、美国电脑和中国日用品的熟悉和接受程度相差不远；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滞后于经济和科技的，永远是制度和文化。 尽管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但中国人普遍而言对它的认知程度并不高。我们也许知道村上春树、渡边淳一，我们也许知道松下幸之助、孙正义，我们甚至也许还知道武藤兰、高树玛莉亚，可是这些零碎的、片段式的、刻板的认知并不能使我们真正了解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文化意识支配。 这固有惨痛的集体记忆作祟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应该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和日本一衣带水的地方，却缺乏很好的日本文化读本。远隔重洋的美国人反而写过不少好书，远的如久负盛名的《菊与刀》，近的如《神风日记:反思日本学生兵》和《酒吧之花:我在东京当陪酒女郎那些堕落颓废的日与夜》。 作为文化人类学经典，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学术界的范畴，它的内容无须在此赘述。《神风日记》的作者大贯惠美子（EmikoOhnuki-Tierney）解读了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成员的日记，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很好地解释了这些被迫入伍的大学生为什么会走上自杀式的恐怖主义不归路，激烈地控诉了万恶的军国主义给有良知的日本国民和受侵略的外国带来的双重毒害。如果说《神风日记》对日本文化中的“刀”进行新的阐述，那么《酒吧之花》主要涉及的是“菊”，只不过这象征着日本文化柔弱特性的菊在丽亚·雅各布森（LeaJacobson）笔下直接而露骨地变成了“酒吧之花”———也就是陪酒女郎———罢了。 美国来的东京宝贝 2003年，二十三岁的丽亚·雅各布森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前来接机的是乐学英文学校的校长助理伊藤美香。丽亚刚从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毕业，醉心于日本语言文化的她接受了乐学英文学校的聘请，到横滨担任幼儿园英文教师。尽管丽亚任教三个月期间胜任愉快，不过当得知她曾经吸过大麻并有自杀经历时，校方还是立即解除了和她的雇佣合同。倔强的丽亚并不愿意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美国，而是前往东京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经过几次挫折之后，丽亚在银座的“皇宫国际会所”踏上了陪酒女郎的职业之路，直到2005年返回美国读研究生为止。《酒吧之花》就是她写下的关于这段日子的回忆录。 灯红酒绿的都市场景、肆无忌惮的滥交经历、自怜自恋的情感体验、纸醉金迷的酒吧生涯，《酒吧之花》的内容让人很容易想起1999年受到中国万千读者追捧的《上海宝贝》。它的文风和结构也有模仿后者的痕迹，不过丽亚·雅各布森似乎不想加以掩饰，在第三章的开头，她甚至还引用了《上海宝贝》第一章中的话:“你现在的生活与破碎的往事永远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原先坚持认为男女平等、拒绝化妆打扮的基督教徒丽亚和后来浓妆艳抹、卖笑为生的酒吧女郎丽亚之间确实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没有经历过什么思想斗争，丽亚如鱼得水地在浮世欢场翻开了生活的新篇章。 前年章子怡和杨紫琼联袂演出的《艺伎回忆录》使观众有机会得以窥见发达的日本色情文化之一斑。然而丽亚指出，在当代日本: 处于水商売（みずしょうばい，即娱乐行业）顶端的是两类女人:传统的艺伎和较为廉价的酒吧女郎，尽管在文化重镇京都的浮世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依然是艺伎，然而在东京，酒吧女郎逐渐占了上风，她们更能适应首都快节奏的大都会环境。（第55页） 传统的艺伎和现代的酒吧女郎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通常都被认为是卖淫业的组成部分，然而实际上艺伎和酒吧女郎并不卖身。那么她们到底提供了什么东西能够让日本男人心甘情愿地掏出数以十万计的日元呢？在拥有了两年的从业经验之后，丽亚总结道: 我们出售的是幻想。吧女和艺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们出售的幻想本质上是不同的。艺伎是文化遗存，而吧女则是现代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艺伎接受的是传统的日本音乐、舞蹈、礼仪方面的严格训练。所以她们提供的是国粹的幻想。与之相反，外国的吧女提供的是逃离日本刻板的社会规则的幻想。（第3页） 实际上，出售幻想本来就是娱乐业的重要特征，即使是在真刀实枪的卖淫业中也是如此。潘绥铭在《生存与体验》中反复指出，妓女在卖淫中是肯定体会不到性高潮的，但是为了吸引嫖客，有些妓女通常会伪装高潮，以便让嫖客对自己的性能力产生幻想，得到生理满足之外的心理满足，从而会再三再四地成为她们的顾客。而对于这种卖笑不卖身的酒吧女郎而言，提供让顾客得到心理满足的爱情幻想更是她们最主要的追求。在《酒吧之花》中，丽亚用了大量的篇幅和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并指出日本男人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虚假满足，很吊诡的原因即在于该国刻板的社会规则: 如果男人需要的是性，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而且有大量廉价的地方可以去。日本人在这些方面绝对不乏创造力。那些经常光顾“皇宫”之类场所的男人并非为了追寻身体的刺激，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第152页） 然而每个男人对理想情人的定义都不同，要满足不同顾客的爱情幻想，这些外国吧女必须用各种不同角色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丽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想的吧女就像充气娃娃:外表是完美无瑕的塑料，内里则空空如也。若要成为容纳顾客幻想的器具，这样的空无十分重要。吧女是空白的屏幕，投射在其上的是别人的梦想。（第152页）并非所有吧女都能够为了金钱而若无其事地忍受这样的自我否定，尤其是那些像丽亚·雅各布森这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人。日夜颠倒、丰迎卖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丽亚坦诚而勇敢地承认她经常和陌生人做爱，甚至跟刚在地铁上认识的男人上床，还把他带回美国拜见父母。这种露水姻缘能有多少真诚，人们可想而知:被她带回家的男人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直到某天说出他比丽亚所知道的要老十几岁的事实。崩溃的丽亚割脉自杀未遂，只好又走上了滥交、酗酒的堕落之路。 与写《上海宝贝》时的卫慧不同的是，丽亚在写《酒吧之花》时并没有完全将叙事局限在自身的感官体验上。她除了写出自己的往事之外，还让读者看到了估计连日本人也会觉得神秘的高级娱乐会所隐秘的一面。妈妈桑如何管理手下的吧女，那些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菲律宾、美国等不同国家的吧女如何相处，顾客和吧女会不会弄假成真，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在《酒吧之花》中找到答案。 值得玩味的是，丽亚终止她的东京宝贝生涯，原因既不是她业已感到厌倦，也并非她变得年老色衰，而是她母亲工作的名牌大学的某项规定:职工的子女在二十五周岁之前入读该校可以免除学费。于是丽亚在2005年告别了东京，回美国读她的研究生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