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东亚问题学者，北京
    对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执政5年半之中6次参拜靖国神社，重创日本对亚外交的问题，中、韩两国与日本的学界、媒体都在反思，旨在使历史认识超越国界，避免悲剧重演。但是，从各国已公开的材料看，不能不说这场反思的深度其实有限，尚未达到足以规避类似的历史认识或政治问题引发国与国之间外交冲突的风险的程度。相比较而言，中、韩的“口诛笔伐”多停留在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恰恰是始作俑者日本，其反思却触及了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乃至思想史等层面，一些左翼良心学者连续推出重量级专著，其中不乏在主流知识社会影响巨大的学术畅销书。
    东京大学哲学教授高桥哲哉（TetsuyaTakahashi）的《国家与牺牲》，系继创造了近年东洋社会学术书籍发行奇迹的《靖国问题》之后，又一部揭示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以国民个体的生命为代价，以血的祭祀来维系国家神话长存不破的、被称为“牺牲”的秘密装置的构造。
    以国家的名义，国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国家把死于战争的国民颂扬为“为祖国”做出的“崇高的牺牲”，并在靖国神社这样的招魂场所予以“英灵彰显”。通过如此程序，无论是阵亡的军人，还是屈死的非战斗人员，统统成为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的“牺牲”；而这种死，也超越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其他国家话语中的一般性表述一样，成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正是靠这种“牺牲”逻辑，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马不停蹄地杀出了一条军国主义的血路，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生灵涂炭之祸，也置自身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崇高的牺牲”
    作者通过考察小泉历次靖国参拜时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发现一个为后者爱用不已的关键词叫做“崇高的牺牲”。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措辞，而是其念兹在兹的“牺牲”逻辑之根本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不无煽情的“修辞”，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牺牲”才显得如此“崇高”，崇高得超越了战争本身的正义、非正义属性，实现了正当化的转换。譬如，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在作为“初诣”（即新年后第一次参拜）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对新闻记者发表感言说:“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在这里，仿佛不经意地，逻辑链条发生了微妙的跳跃:好像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国民的“牺牲”，才成就了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前者成了后者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如果联想到此后不久自卫队即被派往硝烟未尽的伊拉克战场，而日本政府事先并无不损一兵一卒的绝对把握的话，小泉讲话的逻辑跳跃便不奇怪了。因为基于同样的修辞，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自卫队员之死，未尝不可以被定位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
    对此，作者正本清源道:“事实上，日本的国家指导者们如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本来可以不去送死的将士们，同亚洲各国、盟军以及日本的民间死者一样，原本不应该死的日本将士被逼到了死路上，终于以日本的凄惨的战败而告战争结束。”
    关于“终战”，历来的说法是:1945年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放第二颗原子弹，浦上地区8000名天主教徒被“燔祭”。昭和天皇为了制止国民更大规模的牺牲，终于做出停战的“圣断”。1945年8月15日，“玉音放送”宣布“停战诏书”，战争始告结束。此乃战后广为流传的“圣断”神话的源头，也是天皇终被免责的最主要理由。但是，作者敏锐地指出，时间才是关键:“首先，即使说是天皇下‘圣断’结束了战争，但问题在于这个‘圣断’不是下得太迟了吗！”在同盟国以《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大本营的“御前会议”还在讨论投降还是抵抗，结果是“不理睬”。这是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其“守护国体”（即维持天皇制）的要求能否得到盟国的保证，只此一点就使日本推迟了接受公告。而如果迅速地接受公告，便有可能免遭原子弹的袭击。这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问责天皇的左翼政治话语的主要依据，所谓“迟到的圣断”。
    其次，“圣断”之迟到不仅反映在广岛、长崎问题上，在冲绳战役上亦如此。理由是1945年2月14日，昭和天皇斥退了“近卫奏折”: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对昭和天皇上奏说，“战况恶化，由此下去战败无疑；如果战败，陛下的最大愿望之‘守护国体’本身便会受到威胁”，以敦促“圣断”停战。可对此，天皇却认为，“停战活动若不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就很难谈判”，从而延误了谈判的良机。而如果天皇采纳“近卫奏折”，适时下达停战的“圣断”的话，不仅会免于“原爆”之祸，后来于3月开始的、致19万日本军民“牺牲”的地狱般的冲绳战役或可避免。
    也许历史无法假设。但客观上，由于“圣断”的姗姗来迟，不仅使日本在广岛、长崎、冲绳多付出数以十万计的“崇高的牺牲”，同时也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声浪始终不绝于耳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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