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空村遗址出土铜觚
    
    大司空村遗址出土青铜鼎
    
    宋元明清展厅的船影
    
    
    湖北九连墩遗址出土战国铜敦
    
    庙底沟遗址出土彩陶盆
    
    浙江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 刻花双鱼纹折沿盆
    展览：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时间：2017年5月18日至8月27日
    地点：首都博物馆一层B展厅
    中华，仿佛是个再不能更熟悉的概念。可中华是个什么模样呢？或许你会想起五岳峻岭，想起长江黄河。这般大好河山，今日确实已成中华的象征。可地球之上，何乏河山？只是因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河山才有了分别。只是因为世居于此，长江黄河于中华才有了别样的味道。文化的创造，让这片土地与众不同。
    那么什么是中华的模样？一个时代接替着一个时代，一层黄土覆盖一层黄土。在不同时代人们的想象里，它有不同的模样。在人们不断的探索中，它又不断浮现出曾经的模样来——那既是它的沧桑模样，也是我们眼中的新鲜模样。首都博物馆近期举办的“美·好中华”展，聚集了近20年来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众多文物，带领我们一同回看那被层层灰尘封存的记忆，回看中华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模样。
    根——残陶碎玉亦是中华筋骨
    展览序厅令人惊艳。入口如洞口，“仿佛若有光”，似可曲径通幽，令人心生桃源之盼。“洞穴”两侧墙壁营造成层层堆积的地层，并标注以年代。这让考古学地层学从下到上由早至晚一目了然，也暗示了本次展览文物的来源和题旨。而空中则飘荡着写有20年来遗址名称的透明条目，既如地下世界的璀璨群星，照亮未知的过去；又如招魂的小幡，呼唤往日的光彩。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美·好中华”四个红字悬置空中，细看文字，却并非整体，而是用一个个笔画模块构成，既有立体的视效，又暗含隐喻。海德堡大学美术史家雷德侯在其名作《万物》中曾提出，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就是模件化生产，从汉字到图像，从兵马俑到青花瓷，从青铜器到印刷术，概莫能外。“美·好中华”四字以笔画模件构成，或许也希望以此形式，隐喻“美·好”背后的运作机巧和营造理念。围绕着主题红字，序厅半周陈列了此次展览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物，来为观众预热。在文物背后的薄幕背景上，播放着一个个飞升的文物图像，飘飘然如文物的魂魄羽化登仙。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起头。中华，也有它最初的神态。展览投影时代标题于地面，作为展览单元分割的提示，别出心裁——厚重的土地默默承载了华夏祖先，又默默保藏了古风遗韵，直到今人寻寻觅觅、蓦然回首，又慷慨地把记忆归还，引导我们垂首礼敬先人的开拓。
    史前时代的主题为“道法自然”。史前时代初生的人类，想要生存，必须学会与自然相处。这其中包含着无奈，也包含着敬爱。唯有承认自己的渺小，才能发现自然的伟大，才能发现伟大的规律，才能发展自己的潜能。
    在风雨山林的孤苦无助之中，华夏的祖先并非只是抱怨悲鸣，总有人沉心观察。自然所赐予的一切，既能够伤害自己，却也能够给自己庇护和便利。道法自然，所师法的是自然的规律；师法之前，先要凭着长久的经验，发现和验证规律。石头的碰撞产生火花，石头的磨砺产生形状，石头中更有温润晶莹，于是磨石作玉；土在水中可以塑形，土在火中可以变硬，于是取土制陶；树荫洞穴能遮阳避雨，那为什么不能建屋造舍？在创造之中，中华之美渐露萌芽。陶器可盛饭取水，史前生活艰难，温饱难料。可就算箪食瓢饮，饮食之间，先民仍然为陶器绘上了颜色和图案，寻找生活的趣味，更在具象的模拟中发现了抽象的规律。彩陶之上，种种抽象的点、线、面，原来不过是花鸟鱼虫的追摹。体味自然之时，先民也在一步步迈向自然的内核。
    在中华的物质文化中，玉器具有特殊的意味。美好光洁的石头，坚致细腻，在后世中往往用来比喻君子美好的品德。这一价值判断，应当追溯至史前玉器文化的极大发展。史前时代的人发现了玉，还发展出切、琢、磨、碾、钻、雕、镂及抛光等技术把它们加工成玉器，用于佩饰，追求个人生活的品质；也用于礼仪祭祀，用于对自然的供奉和崇拜。
    在自然的威慑与压力之下，华夏祖先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和秩序，并以严密的组织和秩序，来对抗敌人与灾害，来适应自然。在这个过程中，玉有了更重要的作用。曾经用来防御野兽、防御外敌的兵器，曾经有着吉祥寓意的图腾，都成为了人心团结的象征。工具和那些动物形象是次要的，它们背后团聚人心的组织和权力，才是华夏社会前进更重要的东西。权力的象喻，需要足够精致完美的东西，来承载整个社会的向心力。玉，成为了历史的选择。
    譬若良渚文化的玉琮、玉钺，伴随着众多玉器一并出土，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地位。而玉琮呈现出的规矩、稳定的造型，和谐、对称的图案布局，更成为后代礼玉的模仿对象。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玉器，并不如想象的精美，但它背后所凝聚的力量，却引人遐思。后来的中华，成为了礼乐之邦；温润如玉的气质，成为了华夏民族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从前的一切，没有文字，没有录音，没有记录，只剩下这些零星的残陶碎玉。但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四通八达、盘根错节的文化根系，却在这迷雾中的点滴形象里，显露着筋骨的模样。
    心——大“锅”重器与崇礼作乐
    文化的根系蔓延生长，至三代而成礼乐。第二单元赋名“天地之道”，可见夏商周时期的中华在师法自然之后，终于寻到了与天地相谐的路径。这路径，便是礼乐制度。礼乐器物的核心则是青铜器。
    在充分吸取了史前陶器与玉器的造型、图案的营养之后，青铜器一跃而成国家重器，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商代礼器以酒器为多，如殷墟遗址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四分之三皆为酒器，可见一斑。展览中集中展出了一批同样来自殷墟的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酒器，包括觚、爵、斝等重要器形，它们是商代礼器组合的中心。大司空村遗址与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多年来已经发现了制铜作坊、制骨作坊、大型夯土建筑群和数以千计的商人墓葬。这一遗址的出土物自然可以作为商代青铜酒器的典型代表。
    周代汲取商代的亡国教训，对饮酒有所限制，于是礼器便以食器为核心。食器之中，又以鼎簋组合为重中之重。鼎大约是人们最熟悉的青铜器器形，后世中国以九鼎象征天下，争夺天下便是问鼎中原。这般重器，自然引人关注。鼎在周代地位达到了巅峰，但其出现却要追溯至史前时代的陶器。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鼎或许是方方正正的司母戊方鼎（注：现在也常常被称为后母戊方鼎），但史前时代的鼎却多为三足炊器。三足求其稳定，求其下方有生火的空间——说起来，不过是个三足锅罢了。这样的鼎到三代时期也屡见不鲜。商汤重臣伊尹原是厨子，他说治国如同烹饪。烹饪用的大锅日后成为国之重器、国家象征，大约是此语最好的注脚。
    青铜礼器备受关注的部分是器物的装饰纹样。最突出的纹样当然是兽面纹，也称饕餮纹。早期的兽面纹突出兽首，神似史前时代良渚琮王的兽面，又如二里头绿松石镶嵌的铜牌。兽面巨大而狰狞，令观者惶恐。有学者认为，以兽面纹为青铜器的主题纹样，正令礼器增添了神秘而令人畏惧之感。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繁缛诡奇，至西周则装饰风格则为之一变，其纹饰日渐趋于简化而华美，更增图案趣味。如展览中出土于湖北叶家山曾侯墓地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铜觥，器体为动物造型与酒器的结合，前为圆雕兽首，器身密布兽面、凤鸟纹，在纹饰之间并未进一步补充辅助纹样。整个器物虽仍有威势，但纹饰已趋简化，兽首表情更颇有趣味。它所反映的正是变动时代青铜器风格的过渡性。
    夏商西周三代延承与变革，终于形成一套合乎“天地之道”的礼乐制度，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春秋战国，诸侯纷起，礼崩乐坏，四方青铜礼器花样迭出。此后中华，再也未能尽复周礼。然而这套礼乐制度，却成为后人面临纷乱格局之时、身处黑暗情态之际不断回溯的终极理想。此后历代的仪轨形式，虽顺势而变，却无不以此为蓝本参考。形式在变，崇礼作乐之心却千年不改。从中央到地方，从贵族到平民，由礼乐而天、地、人、神相谐的盼望，成为了华夏子民心中的底色，至今仍在青铜器的青芒上闪烁回响。
    脚印——盛世的开放与包容
    内心中有所安定，脚步便有了方向。汉唐宋元帝国一统，南北互通，足迹更遍及海外。运河驰道，纵横南北，车马船舶，更达海外。张骞凿空，玄奘西游，鉴真渡海，郑和远航。华夏子民的足迹在大陆上极尽延展，而陆海之间的通途，被一位又一位不避艰险的前贤踏出。前贤已矣，可供追溯的，唯有南来北往、东西交汇的货品、意象和思想。
    展览中有一条蹀躞金玉带，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它原应身份显赫——它出土于隋炀帝的陵墓中。历史中的隋炀帝，毁誉参半，不过大运河的开通，确实是无法否认的大成就。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成就了后来的“扬一益二”，也成就了晚唐五代时期影响力可达东非沿海的海上丝路。这件蹀躞玉带，便是帝国融汇南北的证据，也透露着帝国开放胸襟的端倪。蹀躞带原非中土之物，而是来源于北方草原文化。它能够悬挂钥匙、佩剑、小工具、饰品等物件，具有很强的收纳功能。从南北朝时期起，它开始流行于汉地，而扬州隋炀帝陵中出土此物，更可见南北文明交流的影响程度。到隋唐时期，蹀躞带是官阶的象征。如隋炀帝的这件蹀躞金玉带，便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代表了带具系统中的最高等级。在华夏的模样里，这便添上了一道亮丽的妆容。
    将中国模样延展至海外的代表，莫过于陶瓷。从晚唐开始，中国陶瓷生产百花齐放，而海外市场却自有自己的一番选择。15世纪之前，畅销于印度洋沿岸的主要是青瓷产品。质量上乘的青瓷如冰似玉，与中国从史前时代就几乎确立的审美标准暗合。后世更愈渐将玉推崇为君子之质，这更让青瓷留下了中华文化独特的烙印。越窑青瓷和龙泉窑青瓷为代表的青瓷产品在海上丝路乃至草原丝路前后约五百年的畅销，让那时的世界看尽了中华的模样。便如汉时西来的佛教思想，到宋元明清之际，也被寄寓在青白瓷质的佛像之上。中与外，物与思，融合一体，难分难解。
    展览的布置也试图从形式上烘托统一帝国时代的开放与包容。在汉唐展厅上方，并以一盏圆灯暗示明月，高照在丝路驼队和亭台楼阁的剪影上，暗示着汉唐的陆上丝路。而在宋元展厅的末尾，则绘饰处扬帆起航的船体，一个个展柜窗口成了大船的舷窗，展示着远销海外的中华美器。读万卷书修心，行万里路修道，这原本便是中华子民要历练的沧桑。而陶瓷件件，便是他们步履不停，历练出的模样。
    中华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书里的模样，土里的模样，还有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模样。考古人的手铲不停，想看看根的模样，想抚摸心的模样，想丈量脚印的模样。它们曾经不言不语，它们至今无声无响。只是等待你有心走过，发现它的美好模样，照出我们自己的模样。
    摄影/丁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