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半年，王安忆陆续推出《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以及《乡关处处》（载《长江文艺》2017年第5期）三部中篇小说。关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笔者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倘若沿袭文坛流行的代际概念，不管从哪一种角度说，最能够代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当是包括王安忆在内的‘50后’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大多起步于‘文革’后期，亦即1970年代前期，迄今已有超过四十年的写作历史。或许与他们的多年历练紧密相关，这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差不多已经到了一种神定气闲或者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仿佛怎么写来都可以成就一篇优秀的小说作品。这么说，倒也不是在说他们不尊重小说创作规律，而是说他们对于小说创作规律的理解与把握，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胸有成竹或者游刃有余的地步。唯其已经对小说创作规律有着了然于胸的把握，所以他们在小说创作上才能够抵达某种自由的境界。但无论取得了怎样骄人的成绩，也无论怎样地了然于胸与随心所欲，这一代作家对于小说这一事物的敬畏之心却从未发生过变化。”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50后”这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只要有可能，我便会投以关注的目光。即以王安忆近期的这三部中篇小说来说，《红豆生南国》写一个香港男人的庸常人生，《向西，向西，向南》写中产阶层的精神隐痛，《乡关处处》写乡下保姆在上海的打工生活，其取材领域跨度之大，非常明显。但无论是何种题材，王安忆写来都毫不费力，信手拈来，的确已经在小说技艺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这一篇《乡关处处》，因为取材于保姆上海打工生活的缘故，只要稍不留神，就极有可能会落入所谓“底层叙事”的思想艺术窠臼之中。简言之，王安忆的高明之处在于，竟然把已经差不多写到俗烂程度的一种题材，翻出了新意。在一片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寻觅出了艺术的诗意。
    《乡关处处》小说标题的由来，很显然来自唐代诗人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歌名句。之所以要化用这一诗句，乃因为小说主人公月娥远离故土，在遥远的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里做着辛辛苦苦的钟点工。月娥，真是难为王安忆了，真不知道她怎么煞费苦心地思索出了如此一个乡土标志特别明显，与大上海之间一看便有着遥远距离的人物名字。千万请注意，月娥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姓，但王安忆却偏偏就是要去除她的姓。以我的私意揣测，作家之所以要采取如此特别的一种艺术处置方式，乃是为了达到某种抽象的意味，是为了尽可能地扩大月娥形象的代表性与普遍性。意谓出现在作家笔下的月娥，绝非特别的个案，而只是无数个在上海做保姆干钟点工的庞大人群中的一位。除了主人公命名上的某种特别考虑之外，《乡关处处》艺术结构的设定也颇具匠心。具体来说，这个中篇小说的叙事时间设定，应该是一年左右。小说开头叙述春节过后，月娥们如何辞别故乡的亲人远赴大上海去做钟点工。很简洁的话语，但王安忆却既写出了丈夫五叔的满腹怨气，也写出了月娥出行前的某种矛盾心理。到小说结尾处，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在上海打工一年的月娥们，又纷纷结伴踏上了归途。然而，只要细加体察，就可以发现，如此一种为时一年的叙事框架中，实际上也还潜藏着一种更大的、最少长达八到十年的叙事时间框架。这一点，在小说开头处的一句叙事话语中，即有着明确的暗示：“她做的钟点工中，东家中有几户年头在八和十年之上，她也喜欢长做，彼此知道根底脾性，这新笋就是给他们的。”而且，在第二节，首先进入叙述者讲述视野的那个炒股运势一路向下的四十岁上下女人，也正是月娥来到上海打工后的第一个雇主。以上两点，再加上“她们已非当年，刚从乡下出来的新人，两手空空，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捏得出油来。过年回家，夜半起身，肩上挑根扁担，硬是从长宁走到南站，去乘火车。乘的是慢车，一走一停。饭盒里盛了冷饭，免费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淘，囫囵下肚，连个茶叶蛋都舍不得买”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我们不难断定，在看似一年的叙事时间框架中，王安忆其实不动声色地将长达十年左右的月娥们完整的打工时间框架嵌入了其中。能够“四两拨千斤”地做到这一点，王安忆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位结构布局的小说高手。人物命名与艺术结构之外，《乡关处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处，就是王安忆对于能够明显见出时代变迁的所谓意识形态类话语的自觉摈弃。比如，“想不起什么时候，公路像一根鞭子，刷地劈开山崖树林，横在脚底，引得青壮都往外跑，不几年，村落就只余下老的和幼的。”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王安忆这里其实是在描写市场经济时代到来后农民工进城打工现象的生成。作家的如此一种描写，很显然是在为月娥们的进入上海做钟点工进行某种时代大背景的铺垫。但王安忆的令人叫绝处在于，她从根本上摈弃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只是用公路的巨大变化就准确到位地写出了这一点。
    事实上，倘若从故事情节曲折与否的角度来看，钟点工月娥们的故事很是有些乏善可陈。说实在话，类似于月娥们的日常生活，不仅谈不上什么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甚至平淡无奇到了连故事都严重匮乏的程度。如此一种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情景，怎么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在小说作品中得到艺术表现，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艺术难度。这样的一类题材，换到一般作家笔下，恐怕很难找到落笔之处。但王安忆却不仅将月娥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巧妙地铺展为一部中篇小说，而且还在充分凸显其艰难处境的同时，也格外令读者信服地写出了生活与人性中温情脉脉的恒常一面。拓宽视野想一想，所谓乡下人或者上海人，也不过是一时一地的生活标签而已，正所谓，无情不孽，有生皆苦，在这个充满着各种苦难的现实世界里，又有谁能够做到不是可怜人呢？！能够冷静地谛视这充斥着可怜人的人间，并把这个人间林林总总的存在形态以如此一种简直平静如水的方式呈现出来，某种意义上说，恐怕的确非王安忆所不能。
    然而，不管再怎么艰难、凄苦与可怜，日常生活总还得延续下去。而且，更进一步说，如同月娥这样的钟点工们，之所以要年年月月地在大上海苦苦打拼，一方面，肯定是因为上海的打工生活质量要明显高于乡下，再一方面，恐怕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差不多已经形成为惯性了的钟点工生活中，她们其实能极真切地体味到生活与人性中温情脉脉的恒常一面。这一点，集中通过月娥与爷爷以及“爹一只娘一只”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自然，他们之间的故事，实际上也构成了这部《乡关处处》中的主体故事。由于一名同乡人手脚不够干净并且被爷爷敏锐察觉的缘故，月娥方才得以与爷爷结缘。在服伺爷爷的同时，不仅可以做其他人家的钟点工，而且还可以在爷爷家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居所，对于经常辗转漂泊地处于居所不稳定状态的月娥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也正因此，所以月娥才会尽心竭力地试图在爷爷家做得久。但即使如此，由于有爷爷女儿的介入，他们如此一种虽然是萍水相逢但却特别相濡以沫的关系，却也因了“爹一只娘一只”的存在而无可奈何地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危机”。爷爷属过敏性体质，按照西医原理应该断绝包括各种宠物在内的过敏源，但月娥身边却偏偏就携带着一只被称为“爹一只娘一只”的猫咪。虽然在女儿的强势干预下，这只猫咪曾经被迫一度送人，但却又因为它的绝食被送了回来。为了不再被女儿强势送人，月娥只好和爷爷合起伙来瞒天过海，一再叮嘱这小家伙：“听见‘大妹妹’上楼梯，火速钻进床底下！”这“爹一只娘一只”倒也乖巧，反正此后爷爷的女儿没有再轻易发现过它的踪迹。于是，在大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一个孤苦伶仃的落寞老人，一个来自乡下的女钟点工，再加上一只乖巧伶俐的“爹一只娘一只”，两个人一只猫，就这样相依为命着。毫无疑问，王安忆在这里真切呈现着的，乃是一种生命的寂灭苦境，但其中也的确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某种人性的温馨，能够把生命苦境以如此一种淡然的方式举重若轻地表现出来，恐怕非王安忆不能也。
    然而，不管怎么说，爷爷毕竟上了年纪，尽管过敏症没有发作，但随着身体器官功能的日渐衰退，却总是难免会生病。一生病，就招来了爷爷的几个儿女。其中，一贯强势的大女儿力主要把父亲送去养老院。一味地认定儿女要趁此机会卖房子分钱的爷爷，尽管满心不情愿，但自己年老体衰，早已做不得儿女的主，只能万般无奈地屈从。一时间，“屋里两个人和一只猫岑寂着，各有各的心情，又同是一种疑惑，那就是，因为卖房子送爷爷进养老院呢，还是因为送养老院卖房子？是养老院归养老院，卖房子归卖房子，还是两样合一样，同出一理？上海这地方，房子是天大的道理，又是天大的理亏，爷爷的女儿受不了沉默的压迫，一顿足，走了”。然而，终归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爷爷尽管满心地不情愿，但到最后却还是不能不屈从于儿女的安排。这样一来，月娥和她的“爹一只娘一只”自然也就一时失去了寄身之所，只得另想他法。小说中的这一段描写，作家虽然处理得极为克制，但读来却有一种几欲催人泪下的感觉。尤其是描写搬家的那一段落：“十天半月光景，这房间就如打劫过似的，搬得半空，墙角里的蜘蛛网露出来，灰絮在地板上打滚，爷爷的脚又不能走了，走时坐一架轮椅，掉着眼泪，也不敢说什么，怕得罪儿女，终究是靠他们的。”别的且不说，仅只是一句“掉着眼泪，也不敢说什么，怕得罪儿女，终究是靠他们的”，就道尽了人间的所有亲情冷暖，读来只是让人震悚不已。一言以蔽之曰，能够写出这句话的王安忆，在小说写作上的确就已经得道成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