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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他向一些熟人打听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时大多数人只是摆摆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开。人们尽少与外界往来，朋友之间也互相提防，甚至断绝往来。一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说："现在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说知心话，而且在夜里用被子蒙着头说……"尽管十分小心，这位朋友不久也被处决。爱伦堡深知许多被"清洗"的熟人、朋友都是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坚信斯大林是人民的救星，那些罪行都是被强加的。但同时，他对这个社会的正义性仍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内心极度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矛盾和痛苦，他两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重返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战斗前线。这样，他内心的矛盾得到解脱，同时保全的自己的性命，也保全的自己的清白。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大清洗"被迫停止，全民同仇敌忾投入到反法西斯战斗中去。战斗虽然艰苦，但他的精神却十分兴奋，种种矛盾和痛苦一扫而光。他天真地以为胜利后一切都会立即改观，那些悲剧再不会发生。但没想到战争刚刚结束，又开始了与以前一样的"大清洗"。他写道："我曾觉得，在苏联人民的胜利之后，30年代不可能重演，但一切都酷似先前：召集作家、电影导演、作曲家开会，揭发\'同谋者\'……"（下，第228页）战后这新一轮"大清洗"在1949年春险些波及到他，但总算有惊无险地躲过劫难。 对那个时代，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中，第412页）生活的恐怖与荒诞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而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最能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本质，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说明恐怖到了何种地步！"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中，第412页）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下，第307页）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下，第441页） 只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才能对这种恐怖氛围有如此细致的感受。因此，爱伦堡在回忆录中不无"庆幸"地写道："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有一些日子甚至从朋友们的口述中也很难了解，需要亲身体会。"（中，第411页）不曾身临其境者，的确无法想像这种生活恐怖、可怕的程度；而当这种"生活"用一些崇高的话语装饰起来的时候，局外人往往更难窥破虚实。例如中国的"文革"，其残酷与恐怖不亚于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但某些欧美大学中的左派教授在"文革"中并未到过中国、对"文革"毫无任何体验，直到现在仍在书房中以自己想像中的玫瑰色涂抹"文革"，宣扬"文革"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创新……如果说他们的种种臆说是因为对"文革"不了解、是为批判自己所处现实而真诚相信那是一个理想的"彼岸"，因而令人感到还可以理解的话，那近日中国的"新左派"们明明有这种恐怖的"亲身体会"，却急忙将其置之不顾而紧随并没有这种"亲身体会"的海外"洋左派"为"文革"叫好，着实令人感到可悲复可怜。 三 在这样一部对一个时代进行总结性回顾的巨著中，尽管他承认自己回避了一生中的某些重大事件，但有些根本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他写道，当时他与不少人就明白，从上到下许多惨遭"清洗"的人实际是清白无辜者，但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又使他们不敢怀疑、思考。因为"在千百万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话中的半神半人。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地反复说着他的名字，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拯救苏维埃国家免遭侵犯和瓦解。"神话般的人所做的一切当然不容置疑。偶有疑虑，他们最多认为是因为斯大林并不知情，"不仅是我，很多人也认为，罪行是来自一个号称\'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的小人物。"甚至帕斯捷尔纳克有次也对他说："要是有人能把这一切告诉斯大林那该有多好！"（中，第415页） 个人崇拜无疑是罪恶的主要根源之一，但并不能以此解释一切，因此爱伦堡在苏共批判斯大林的20大之后便不断面对新一代的质问：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有那样多人受罪，你为何幸免？对此，爱伦堡作出种种回答、辩解。  连载：艾伦堡著《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2008年 [我要评论] [书摘]：艾伦堡，我在巴黎收到苏维埃最高法院诉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