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在读博士生，香港
    生物的“社会性”问题
    为了忘却父母离异带来的烦恼，他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好奇；9岁时，他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蚂蚁的文章，对一个在海边戏耍时被兔牙鲷的鳍刺刺瞎了右眼、耳朵也听不见高音频声响的孩子来说，蚂蚁或许是最为适合的观察与研究对象；13岁时，他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科研成果”———发现了美国第一个红火蚁的聚集区；25岁时，他从哈佛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独自发现的蚂蚁新种类就超过了400种，其著作《蚂蚁》甚至成为第一本荣获普利策奖的科学专著。
    但如果你认为他只痴迷于这种小小的社会性昆虫，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真正感兴趣的或许是生物的“社会性”问题。在出版了《昆虫的社会》4年后，他在1975年完成了在科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和争议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开创了一门“系统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全新学科。书中详细分析的动物有三十多种，简要提及和讨论的动物种类更达三位数之多。
    他从孩提时便定下一生志向是要成为一名博物学家，他在67岁时被《时代》杂志评为25位最有影响的美国人之一。他就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馆长爱德华·O·威尔逊教授。最近，根据2000年新版翻译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文版也被关注高级科普图书的“盗火者译丛”收入并出版。
    “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威尔逊在全书第一章的开头就引用了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中的名句。但威尔逊马上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自杀是生物学问题而非哲学的中心问题———关注生理学和进化历史问题的生物学家认识到，位于视丘下部和大脑边缘系统的感情控制中心限制和决定了自我认识，增加了爱与恨、攻击与恐惧、进取与退缩等等情感交错的负担。伦理学和伦理哲学家必须在所有层面上用这种简单的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威尔逊继续提醒我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任何生物都并非为了自己本身而存在的。生物体的主要功能甚至并不是复制其他生物体或者产生另一个生物体，而是为了复制和传递基因而作为载体存在。因此，只有当“基因所决定的复合行为反应能够对个人的生存、繁殖和利他行为产生综合的有效影响，这种基因才能最大程度地传播下去”。换言之，种种交织的情感其实并不会带来幸福，不会有利于生存，但却有助于起控制作用的基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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