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萍认为，中生代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很容易将其从众声喧哗中分辨，现在作家常常只有一个腔调。图为贾平凹（左）与王安忆。（视觉中国/图）
    2016年度汉语小说盘点
    对现实的温顺适应和作家自身的软弱，使小说只剩下了大堆故事，成了电视连续剧脚本的一种稍微文学化表达，很少有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主持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嘉宾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卢一萍（作家）
    顾文豪（书评人）
    2016年中国的小说如何盘点，与往常一样是个难题。专业的评论家和文学教授大都会婉谢这件差事，推辞谈论年度阅读印象；作家们更有理由：忙于自己的写作而无暇他顾。出版的作品太多，谁都看不过来，好像没有人有义务去看过来，于是文学批评消失了。
    面对阅读活动、经验的分散，也只好将计就计，找来三代人“各说各话”：六零后的批评家李敬泽、七零后的小说家兼编辑卢一萍、八零后的批评家顾文豪。他们又分别居住在北京、上海和成都。
    “老新人”是个亮点：李敬泽关注到突然出现的老新人吴亮、王承志、冯良等，顾文豪则不忽视香港“老新人”马家辉。卢一萍主要阅读和关注已是各文学刊物主力的七零后作家群体，他们也是老面孔的“新人”——长期得益于中短篇的发表混个面熟，也被刊物牵着鼻子，一两年来突然在长篇小说上发力了。但作为作家和文学刊物编辑他又有一层忧虑和深思——当下小说有故事，没人物。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见纷呈
    受访者：李敬泽
    很多人认为2016年是长篇小说的大年，当然，是否大年或者怎么衡量大年，都是可以斟酌的。确实2016年的长篇很活跃，各个年龄段、四面八方的作家都推出了比较重要和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品。2016年各种排行榜特别多，我收集起来看了一遍，眼花缭乱，而且私下问了一些朋友的看法，那比排行榜或图书榜更为分散。
    每个人的看法都会受限于他的阅读范围或趣味，但我的直觉是，我们对哪些是一个年头重要的、值得肯定的作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见纷呈。
    一些大家熟悉的作家推出了新作，比如张炜的《独药师》、王安忆的《匿名》、格非的《望春风》、方方的《软埋》、贾平凹的《极花》，都引起了关注。除此之外，我个人比较注意那些年终算账时提得不是太多但值得仔细掂量的作品。比如2016年上海出了两个“老新人”，一个是吴亮，资深批评家，写了一部《朝霞》。另一个是王承志，他写了一个长篇叫《同和里》，据说他年纪也不小，五十多岁了，但以前大家不熟悉，算是新人吧。《同和里》是对上海经验的另外一种书写。围绕着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相非常丰富、层层叠叠的“书写场”，非常值得注意。吴亮的《朝霞》有人说不好读，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他对几十年来知识与经验的那种极度浓缩和庞杂的表达，是一种极端的探索，不好读就好好阐释吧。
    “老新人”的出现是好事，它矫正了我们那种世代更替的线性幻觉。还比如有个叫冯良的，我回忆了一下，好像以前见过，十几年、二十年了，现在可能也得有五十岁了。她写了一本《西南边》，她是彝族，一方面站在北京看西南，另一方面又是以大凉山为本位的，写彝族社会几十年的历史和变迁，非常丰富饱满。
    当然还有年轻的作家，像李宏伟，他没有出书，是发表在《收获》上的，叫《国王与抒情诗》，还有江苏的黄孝阳，他的小说叫《众生·设计师》。都是八零后，他们的作品都用了科幻的方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是“拟科幻”。也许不太符合大众趣味，但能够看出，某些新的看世界的方法、新的艺术逻辑正在生长。
    这一年，七零后、八零后的长篇新作引起广泛关注，张悦然的《茧》、路内的《慈悲》、葛亮的《北鸢》。这些作品也都程度不同地引起了争议，比如《茧》对历史的处理，我觉得争议的要害可能是，我们是否有一个共享的历史，还是我们只能封闭在被年龄和经验分割、隔绝的“历史”里？对《北鸢》的争议则涉及我们如何想象民国。这里涉及的问题都不限于小说。
    另外，付秀莹的《陌上》也很有意思，她写现在的农村，这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她诉诸古典小说的和孙犁的传统，把巨大转型中的碎片感悬置、转化为一种形式，而且力图作出审美化处理。在另一个方向上，则是刘继明的《人境》。也写农村，他的思想力量给人很深的印象，迫使我们认真思考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实践品格。
    总的来看，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年的小说正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很多小说，不管是老作家写的还是年轻作家写的，都有一种引而未发的感觉，都是一方面告别，一方面前往，也许还没有想清楚向什么告别，也没有想清楚前往什么地方。但是，一种新的状态正在探索中萌生。我们对很多作品没有把握、有分歧、有争论，意见纷呈、莫衷一是，这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表明一些新的因素已经出现，分歧和争论能够把一些还处于朦胧之中的事物澄清和打开。
    就长篇小说来说，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当口，一些重要的变革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从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形成的一系列长篇小说的认识论共识和审美共识，它的观念、习惯或者套路，正在经受挑战。新的，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美学原则正在形成。这个过程可能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它正在发生。
    很多人都在反复写那些简单的故事
    受访者：卢一萍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和编辑，多年来一直沉浸在小说写作和阅读的氛围里，感觉小说写作还是有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
    小说写作本来是与当下生活、社会现实、生存景况紧密联系的，可是现在很少有作家深入进去，小说便沦为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在网上搜一下“小说”这个名词，链接的绝大多数都是网络小说，玄幻、穿越之类，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经很少。给人的感觉是，小说写作可能是失败的。大家都沉浸在一个自娱自乐的小圈子里，很多小圈子里又分了无数更小的圈子。有点像朋友圈里的写作。从内部来看很热闹，评奖、排行榜、转载，政府提倡、奖励、签约。一个写作者如果没有进入一个圈子，他是很难出来的。
    最主要的是，作家本身与社会现实脱离，对历史记忆刻骨铭心的感受没有体验，或者有意地、聪明地回避掉了。这使很多作品显得苍白无力，让读者认同小说变得很难。纯文学有自己的标准。不光是对同行，我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对自己也失望。
    作家还有一种过于功利的表现，急功近利造成了写作的浮躁。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发表，容易被选载，似乎只有这两种渠道能使作家显出价值来。这种对现实的温顺适应和作家自身的软弱，使小说只剩下了大堆故事，成了电视连续剧脚本的一种稍微文学化表达，很少有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估计每年要出版、发表三五千部长篇小说，数以万计中短篇小说，但很少有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鲁迅的小说都不长，篇目也不多，却贡献了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狂人等众多的人物形象。我们现在把小说的这个主要任务给忽略了。
    很多人写的小说，下笔之际就在想着怎么容易改编成影视剧，一些杂志也鼓励这种东西。1980年代的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莫言、韩少功、余华、格非、苏童、残雪等作家都有自己的声音，很容易将其从众声喧哗中分辨出来。现在很多人只有一个腔调。
    现实生活、或者说我们经历的时代异常繁复，但作品却越来越单薄，内容雷同，手法单一，很多人都在反复写那些非常简单的故事。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跟一些作家聊天，但县市的作家说的都是怎么在省级刊物发表，省里的作家谈的都是怎么在北京的刊物发表，很少人愿意写不能很快发表的作品。很多作品都写得四平八稳，圆滑圆润，透着文腐气。
    现在文学刊物主要是靠七零后作家来支撑的。他们把刊物作为阵地，也被刊物牵着走。所以没有对重大的问题进行思考，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不少是在不断重复。但近几年来，比如李浩、徐则臣、田耳、付秀莹、李凤群、王十月等一批七零后作家已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长篇小说。
    2016年的小说继续着这种努力，但相比前几年的小说生态还是没有形成鲜明的区别。从一些榜单推荐的作品看，一些作家在小说艺术上越来越成熟，但从小说的内容看依然无力和软弱。中短篇小说发表的量很大，真正了解它们需要时间。但究竟什么是好小说的标准，是为数不多的人在决定，媒体的炒作在左右着小说的创作。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里面的一些作品写得非常好，但没有多少人关注它，只是作为一条新闻，在微信里转一下，一年的小说总结就算结束了。作家与读者之间，互不相融，像油与水一样。
    2016年有几部长篇小说值得关注，比如贾平凹的《极花》、王安忆的《匿名》、吴亮的《朝霞》、方方的《软埋》。还有苏童、迟子建、裘山山的中短篇小说。七零后作家中，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付秀莹的《陌上》、李凤群的《大风》、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他们已具备接续前几代作家的文学使命的能力。八零后作家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三种形态：一种继续同主流文学语境保持疏离，比如韩寒、郭敬明；一种还是继续在网络上进行商业写作，冲击富豪排行榜；还有一种就是融入主流文学语境者，比如双雪涛、蔡东、王威廉、董夏青青。
    最近所有刊物在一夜之间突然对准了九零后，都在开设栏目，进行扶持。这种做法是否有违创作规律，是否在拔苗助长，值得重视。
    香港文学史下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受访者：顾文豪
    就我自己2016年的阅读印象而言，有三部作品我比较喜欢。分别是格非的《望春风》、马家辉的《龙头凤尾》，以及张忌的《出家》。这三部作品各有关怀，也各有特色，但在我看来，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余味。读完之后，你会咀嚼一下，琢磨一下。
    比如《望春风》，细节圆熟老道，氛围却跳脱灵动，整体结构也自足完整。小说中群像的描摹也很是精彩，有嬉笑怒骂，也有悲天悯人，但都活泛跳腾，有人味，有血气。我也很喜欢格非老师的文字，借用阿城的说法，好的白话文是“弓马娴熟”的，这部小说的语言不蔓不枝，“笔姿”极好，让我不禁想要琢磨一下格非的小说创作与他的古典文学阅读之间的深密渊源。同时，《望春风》是一部“回头”的小说。这种“回头”，指的当然是在历史的加速行进中对中国乡村一次充满诗情与歉意的“回瞻”。
    张忌的《出家》倒是我,2016年阅读中的一个有趣的意外。张忌的小说很好读，没有故弄玄虚，平实朴素，一下就读进去了。他所描写的世界，那个所谓的“方外世界”其实并没有在当代文学书写中被充分开掘，我自己也特别感兴趣。但重要的不是他写了这个世界，而是张忌笔下的“出家”与“在家”一样，烟火缭绕，世味不乏。我以为这恰恰是这部小说出彩的地方。《出家》没有流入一股佛里佛气，倘如此，那不是脱俗，相反，那真是俗不可耐了。
    我也想谈谈一位香港的“老新人”的作品，那就是发表小说处女作的香港作家马家辉。
    我大概可以自诩为《龙头凤尾》的一个小小的见证人。很早之前，他就断断续续跟我谈过他的小说抱负与零散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我可以感受到马家辉的初心与诚意。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始终相信，初试啼声的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在两岸三地连连获奖，很要紧的一点，即是马家辉对小说写作的虔诚与真诚。
    当然，写作不完全依赖诚意。就写作本身而言，我以为这也是一部出色的香港人述说香港故事的作品。首先是小说的语言。马家辉在小说中大量加入粤语，这就从根本上强化了这部作品的香港性。当绝大多数的写作都以标准的普通话语言书写时，某种程度上是失去了地方性的，流于“普通”与“统一”。因此，《龙头凤尾》里的粤语方言，尤其是俚俗之语的夹杂，让香港故事有了香港味道——我无法想象如果删除或者改写了这部分粤语，它会是什么样子。
    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像王德威所说的，马家辉的这部小说给了我们另一种观察和追溯香港历史和主体性的可能。实话说，我不太感兴趣这部小说里的禁忌之恋，这个“倾城之恋”的故事的背后，重要是“倾城”，是这个大时代的离乱悲欢。马家辉锻造出生猛中藏古意的小说“文体”，并且透过对“身体”的激烈探索，最终尝试为香港的乱世找到其历史的“主体”。
    长久以来，我们对香港文学都有一个习见，认为香港文学多是小情小爱，或者类似茶餐厅一般的专栏文章，对香港的纯文学创作也关注较少。《龙头凤尾》其实可说是对当下香港文学的一次重新肯认，再度激扬。
    王德威先生曾给香港文学史确定了10个重要时刻，容我造次，我以为2016年《龙头凤尾》的出版或许可以列为香港文学史下一个重要时间点——在金庸古典江湖之外，马家辉的“龙头故事”开创了一个现代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