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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长期萧条，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别加剧，政治动荡不安，旧的价值体系突然轰毁……这种危机四伏的社会条件，使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对国际资本的反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公平、正义的抽象呼唤，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名义、在领袖崇拜的同时又将"人民"变成完全否定个人的抽象概念等等，无不十分"公正""正义"，也因此确具极强的吸引力与煽动性。这一切，终使法西斯主义突然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最终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万勿轻忘。 《人.岁月.生活》反映出一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他们的彷徨、探索，对理想的追求和最后的结果，的确引人深思。如俄、德一些浪漫文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感、反对尤其值得反复回味！以抽象的公平、平等、正义、道德、人民、集体等等为号召最易打动人心，因此一方面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而另一方面，那些充满真诚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正义感者，更认为不择手段彻底贯彻这些原则理所当然。后者的悲剧在于实际是"做恶"还自以为"行善"，因此做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没有任何道德障碍。结果与其初衷相反，必然造成一个更不公、不义、不道德、否定个人实际也就否定了人民的社会。当然，在平稳正常的社会中，种种"极端"思想通常只能"蜗居"社会边缘，危害有限，它们对社会的批判甚至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弊病的认识，有助于社会的改进，而浪漫主义勿宁说是对心灵、精神的有益补充。然而在社会转型矛盾尖锐时期或动荡不发、危机严重时刻，种种极端思想和浪漫主义顿成最具吸引力的主流思潮，一切更为理性的其他声音都被它压倒，形成巨大的狂迷风暴，造成巨大的灾难。 二 作为驻外记者，爱伦堡当然经常返国，但从30年代中期起，国内的许多新情况使他茫然不解，甚至痛苦不堪。但对"未来世界"充满幻想的真诚，使不少人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找出种种为之"解脱"的理由。对此，身处其中的爱伦堡也不例外。 1935年他回国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开始疯狂鼓掌，响彻"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长达十几分钟。受到这种群体性狂热气氛的感染，他也不由自主拼命鼓掌，事后才感到手痛。对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他也曾惶惑不解，认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天天在讲苏维埃新文化，但眼前的个人崇拜却不能不使他想起在偏远山区看到的"那些萨满教巫师的崇拜者"，但他"立刻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也许我在用知识分子的观点看问题吧。我曾多次听说，我们知识分子常犯错误，不懂得时代的要求！\'书呆子\'，\'糊涂虫\'，\'腐朽的自由主义者\'……但我依然不能理解\'最英明的导师\'、\'各民族天才的领袖\'、\'敬爱的父亲\'、\'伟大的舵手\'、\'世界的改造者\'、\'幸福的缔造者\'、\'太阳\'……但是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不理解群众的心理，总是以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在巴黎度过半生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判断一切。"（中，第314、315页）在这种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的确是一负面概念，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都有对"人民"的负疚感和道德原罪感，在抽象的"人民"（实际上只是统治者利用的一个符号）面前，放弃（甚至因此深深自责）了自己的理性。 1937年末，他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工作，面对更加严酷、恐怖的现实。 他一到莫斯科就有熟人悄悄告诉他一堆一堆被捕、被枪毙的名字，后来他知道更多情况后更感震惊。一批又一批人不断被"清洗"，他认识的不少外国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他任职的《消息报》社各处室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往往今天刚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部回忆录作了细致的描绘，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连载：艾伦堡著《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2008年 [我要评论] [书摘]：艾伦堡，我在巴黎收到苏维埃最高法院诉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