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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说的管理学和历史学的结合，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许:有不同的，他相信数目字。管理不一定是数目字的，管理是一个全面的事情，数目字只是一种资料而已。而且他误解了，中国不是没有数目字，中国的数目字的类别、收集方法和西方不一样，不是没有。黄先生讲话过激，因为他是军官转业，他抗战期间做军官，那时候没有什么制度不制度了，一个师，两天打下来，可能三分之二打光了，那就换一批人进来，哪有制度不制度啊？他看惯了那种打烂战的办法，他以为是天下管理都如此。所以黄先生的经验是有他特殊的地方，而且他也不是从正规的一般的学校毕业，他是半路出家的，所以他的观点很聪明，他的《中国大历史》写得非常好。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史学家，他有很深刻的洞察力，in鄄sight，深刻、敏锐的观察，他写文章的体例也很好，他拿明朝的一年来写，一则那一年是个转折点，二则那一年的横切面代表了明朝的发展，前面怎么结束了，后面怎么开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体例，今天没有人做同样的写法。体制是条船，开船的是人，好的水手在急风暴雨中能够稳定，坏的水手，一个小浪头就翻。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 您以前写过不少关于古代知识分子的文章，您觉得现代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呢？许:现代的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人员，不是知识分子，他掌握的是一些特殊的知识，用来作生产和服务用的。本来，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为了使人生丰富，既有批判性，又有创造性的。在今天，这一部分工作是丢在文化人身上。而文化人在整体结构上常常是弱势。古代的“士”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的饭碗都交在人家手里了。 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提出知识分子应该边缘化，保持对现存体制的批判性。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性上是不是显得比较弱呢？ 许:不叫边缘化，应该叫脱钩。（批判性）曾经非常强，从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到抗战，都很强。但抗战以后，资源不够，政府变成唯一的解决吃饭的东西，生活资源掌握在政权手里。现在没有办法超脱了。古代的知识人可以回家种田，有五六亩地就可以吃饱了。我们可以公平点说，那时候一支笔两本书就可以解决了，学富五车，现在的铅印本，排一排，也就是一书架，很多人都能做到。要是用U盘的话，最小的U盘还摆不满。今天的知识太多了，但是今天也有公众的知识储蓄的地方。为了获得知识，古人和现代既有方便也有困难，扯平。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因为工商业发达，知识商品化，所以他们老早老早就消失了，美国没有知识分子。英国还有一点，德国还有一点。今天，大多数人，包括教授在内，他的独立性跟着获得而减低。知识的商品化，权力的集中，这两个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消失。有没有转机的可能呢？有转机，知识的传播，以前靠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你要送到报纸，送到杂志，美国的报纸就是三家，他可以独占你的，报纸可以选择你的文章的。现在在网络上，你弄个blog，什么人都可以看见。我在美国，美国的教授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他不能开革你，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吃他的饭不听他管，这一点是大陆没有的，台湾也没有的。但是美国的媒体受大老板掌握，他不会用人写文章批评他的。我的独立性在台湾表现得出来，上世纪70年代台湾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和一批朋友，全心全意投入，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党外的存在，推动政府的改革，推动民选，非常兴奋。我们那时碰到台湾经济快起飞，所以报章杂志不要看人脸色吃饭，杂志本身有足够的财源，他们撑得住。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有自己的园地，可以讲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要改革学制，要实行民权，要废除老国大代表。我们天天吵啊，吵得热闹得很啊。我人在美国，文章发在台湾，那时候也没有email，电话念啊。言论自由的标志就是吵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