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术著作越来越厚重、学术语言越来越晦涩的今天，能够用简约而清晰的文笔，把一个严肃复杂的学术问题阐述清楚，本身就是一种讲究学术公德乃至社会公德的表现。倘若能在简约而清晰的前提下，向读者提交一份不至于亵渎“精品”二字的学术作业，那么这位作者简直就是积德了。 台湾学者李贞德所著《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便是这么一本“积德”之作。全书九万字，即便加上四十余幅图片，整本书也不过才百来页。如此篇幅，带给读者的更多是字字珠玑的美感，而丝毫没有言不尽意的缺憾。这是一本值得尊敬的书。 这是一本说历史的书。《公主之死》取材于《魏书》，大致情形是：北魏驸马刘辉“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醋意大发的兰陵公主不光处死与刘辉通奸的婢女，而且将婢女开膛破肚，取出初具人形的胎儿送给老公刘辉。刘辉震怒之下，与兰陵公主水火不容，最后闹至摄政的灵太后处。灵太后见夫妻二人感情确已破裂，遂削除刘辉爵位，判决两人离婚。这对结婚十年的夫妻至此暂时分手。然而公主毕竟不可长期独守空房，一年后又托宦官和朝臣，数次三番在太后面前建议她和刘辉复婚。复婚后两口子感情并没有好到哪儿去，刘辉在让兰陵公主怀孕的同时，也与民女张容妃、陈慧猛有染。兰陵公主拖着身孕与刘辉争执，刘辉忿怒中将兰陵公主推倒床下，不依不饶再往肚子上蹬了两脚，结果胎儿流产，兰陵公主最终也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这件事情本身是小事，这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在民间，尚不至于名垂青史。但因为兰陵公主的身份问题，尤其是皇族身份与出嫁妇人的身份重叠，竟然导致了北魏法律的冲突：如果依照皇族身份处理，刘辉犯了谋反大罪，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但按照当时的婚姻礼节，兰陵公主出嫁后，为人之妇的身份已然成为主流，而且刘辉导致自己儿子的死亡，这在当时并不是很重的罪名，活罪难免，死罪可逃，无论如何不至于死刑。李贞德的分析便由此引发的法律事件展开，通过《魏书》中留下来的辩论材料以及其他史料，按照当时的家族伦理观念，对此事件进行条分缕析：包括刘辉究竟该当何罪、刘辉的姘头张容妃、陈慧猛应不应该判处死刑、张容妃与陈慧猛的兄长对此究竟应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等等，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如此“小题大做”，不能不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学术史而言，《公主之死》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个案观察的形式，对汉唐之间法律儒家化的法史做了详尽的梳理。作者在余论中提及，目前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中国法典，最早也只能到唐朝，包括法史学大家瞿同祖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也都是依据唐宋之后的文献尤其是唐律，来推断唐代之前婚姻伦理法制化的情形。即便史学大家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追溯了唐律在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渊源，但也未能够深入法律条文、案例或者判决。所有这些，势必导致“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也就是儒家伦理法制化的关键年代，以及女性法律地位变化的重要时期，都因为资料不足又零散，而显得相当模糊”。 从这一点上说，《公主之死》纵然不能说是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但就作者写作初衷来看，“不仅是要检视汉唐之间法律儒家化（也可以说是儒家伦理法制化）的过程，也尝试通过零星残存的条文、案例和判决，来呈现汉唐之间法学和司法的传承状况”，纵览全书及其结论，这基本上是实现了。 可能是由于作者本身的性别意识以及研究取向，这本书不光说历史，也说现实，甚至一定程度上说，说历史的目的本身，就是关照现实。作者开篇即提及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的1985年修正案，指出按照民法相关条款的规定，不光“宪法”的“平等权”条款无法落实，甚至在自由权、财产权诸多方面婚后都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制约，往往成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自1985年修正后，台湾地区妇女团体持续努力于修改各种不平等条款，通过女性法学专家研拟出新的法条，透过政府法务部门讨论，然后由女性民意代表协助将该条文排入立法机关议程，最终在努力十多年后促动了“亲属编”的再次更订，妇女的自由权、财产权得以更大的保障。作者写《公主之死》时的困惑在于，今天有“女性法律专家”、有“女性民意代表”、有“妇女团体”，那么在中国古代呢，谁是女性法律专家？谁是女性民意代表？谁来组织妇女团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