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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先生近日作为嘉宾，在上海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借着这个机会，在许教授下榻的宾馆，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也许是刚从苏北的盐城赶到上海，许教授谈的最多的，是国内目前比较关注的“三农”问题，这也反映了许教授对于现实的学术关怀。 中国古代三农问题 您早期学术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一书，而且您也一直对农业很感兴趣，是什么原因使您关注农业问题呢？ 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这个题目到我手上是偶然的，因为西雅图的华大（华盛顿州立大学）有一批学者，要编一个汉代的丛书，分门别类，有个题目叫“汉代的农业”，这个题目本来是交给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写的，杨先生不想写了，交还给他们。他们就叫我来写，我说可以呀。因为我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中国农村里走过不少地方，别人是走路，我是坐在椅子上、坐在小板凳上、坐在石头上，逃到哪个农村，别人忙，我不忙，我不能做事嘛。我坐在那里看别人做活，所以通过那些农村啊，operation，整个操作过程，我看了不少，小时候看了不懂，长大了慢慢反刍就回来了。我就写一个精耕细作制度，从书本上找出精耕细作演变的过程，以及当中最大的转折点是汉武帝。从这个角度写，结果和他们丛书的体例是不合的。他们丛书的体例是希望有一本叙述型的东西，我变成这个分析型的东西了。 中国现在讲“三农”问题，古代也有“三农”问题吗？ 许:有啊，“三农”是套套相连啊。你不能只有农业，没有农民和农村；也不能只有农民，没有农村和农业。我们中国的“三农”问题发生困难，不自今日始。从近代的工业以及外来的机器产品进来，就把农村产品挤掉了，农村就凋敝了。所以我们的病根病得很久，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想乡土重建，尤其最后一部书，他是讲得很对，要让农村里的生产力不能只限于农产品本身，要有工业产品。但他并没进一步阐释拿什么样的工业下乡，于是乎在（人民）公社的时候，甚至于要拿土高炉下乡。河南农村那时是很落后的，为了救河南农村，就办个皮革厂了，办个印刷厂了，这些都是没根的，你拿城里的工厂到那里去，一点根都没有。所以我的建议是把农产品加工工业带到农村去。 从历史上看，从古代到现在，农村一直没有改变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许: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个农户、每个农家能够分摊到的耕作面积非常小。但是也不完全这样，我们是全劳力摆进去，我们耕地不足，就拿劳力来补它。我们是精耕细作，每一年最少有一个月大概无法耕作，但那个月，麦子也埋在底下了。 古代农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哪个朝代？ 许:人口少地方多的朝代，农业问题就解决得好。还有就是农业税少的朝代，汉朝农业税非常轻，十五赋一，后来还三十赋一。黄仁宇先生说的明朝，明朝财富很多，但是税赋制度都是放在农民头上，或者放在农业头上，工商业没有负担太多税，这时明朝民间可以很富，国家很穷。清朝亦复如此，他没有拿工商业的税收下来。康熙永不加赋是不加人丁税，土地税还在涨啊，而且等到地主拿到手上，他负的地税转嫁到他的租客上面去了。一直不应该有人头税，应该是生产税，生产多少，要拿产值纳税，不管工业、商业或农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为什么那么多，他没有别的路走嘛，他不能转换成工商业。日本人限制农民的数目字，由老大继承家产，老二、老三你漂流去，进城打工、做小商人、参军、做武士、做海盗、渔夫，都可以。中国农民全在土地上嘛，一个小面积生产量就是增加人手，他又分家，本来爷爷100亩，儿子是30亩，孙子是10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