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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历史周期率”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以陈胜、吴广开始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带进中国政治和历史，以反抗残酷压迫的伟大战争，开启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革命方式，为黑暗的封建政治和腐朽社会敲响了警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会蹶然而起，汇成一股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狂飙，扫除天下、重塑历史。 陈胜、吴广以后，项羽、刘邦，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战争。 国之命运在于人心，掌握中原政权的历代统治者，恃强恃力，每每忽视、低估这种反压迫、争生存的历史记忆和“天下问政”的浓烈文化传统及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兴勃亡忽”的王朝继踵而至，不绝于史。 蒋介石中道变节，与官僚资本通同一气，篡夺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把为民国奠基的三民主义纲领变成了一个缺少理论的严肃性和内涵规定性的空头口号，因而无法阐释与传统文化、民主主义、中国革命以及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大革命的初衷和进程被改写。大节一亏，百事涂地，民国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走到了工农大众的对立面，掉进了改朝换代的窠臼，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历史的动荡期。 国民党缔造了国民革命的时代，同时也被这个时代所摧毁。早期的国民党开国建政，执行“三大政策”，北伐军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直晥奉等北洋军阀望风披靡，其意气之盛，可谓武威雄壮。而当镇压工农、头会箕敛与挥霍享乐并发，一场农民革命的巨大风暴轰然而至，履危践亡的孱弱气数遂酝酿发酵，功业不修、成败异势，终至一朝卷甲。从1927年算起，仅仅过了廿二年，催场钟声又一次响起，历史大幕缓缓落下。“天不予我，非战之罪”，这是项羽自刎前的悲叹，用来形容国民党，言说的却是一个百年的始繁终寡、兴衰悲怆故事，历史的逻辑看似迷宫般错综，其实就是如此地简单明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这种循环往复的政权迭代和崩毁倾覆的历史，许多中外政治家都有过精彩的论述，杜牧针对秦始皇强盛却短祚的王朝，深刻指出：秦人无睱衰之，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复衰后人也。欧阳修提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著名论断，黑格尔的批评更是一语中的，他尖锐地指出：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的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案，中国的农民战争的前途、格局和气象为之一变。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打赢了世界历史上仅见的、被称为奠基之战、救亡之战、开国之战、立国之战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个个改变和定义“中国和世界”关系格局的大战，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前途，使世界上一切受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反帝反霸斗争风起云涌，“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立柱埋杆，社会主义中国赢得了国际上所有朋友，包括对手的尊重钦佩喝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举创造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奇迹，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动荡，跳出了两千年来农民起义战争总是失败的陷井泥淖，塑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宏大气象，给中华民族开辟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前景。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六位参议员[51]，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等接见和热烈欢迎。 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信心满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2]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因此，全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警惕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思想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的攻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用李自成为例，向全党发出警告，称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进京赶考”，指出存在着考试不及格的风险。新中国成立后，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认真研究思考政权历史周期率以及哲学上的重大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年过古稀的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可能陷入“兴勃亡忽”的泥淖，又拼上了他一生的所有辉煌荣耀，擎天砥柱，做出他生命最后的、最重大的、也是最艰难的战略抉择。毛泽东有一段自我的告白，读来催人泪下：“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53] 马克思主义宏大历史观、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激励毛泽东勇于摆脱历史的羁绊和狭隘政治的格局，既敢于摧毁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体系和规则，也勇于把那些鄙视群众、蜕化变质、官僚集团、修正主义的“楼堂馆所”全部推倒重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在毛泽东身上再一次体现出来，强烈地表达了共产主义必胜，中国人民必将团结和获得幸福的坚定信念。 基辛格评价道：“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敢于走自己路的坚强意志。”[54]对不循常例的毛泽东，基辛格说：他一生“就是要冲出包围圈。”[54]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地主的包围圈、国民党五次军事围剿的包围圈、日本侵略者的包围圈、朝鲜战场联合国军的包围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冲出历史周期率的包围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相信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困难。”[55]，就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和战略设计，尽管走了弯路，有很多的惨痛教训[56]，但作为他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研究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长期执政的问题，具有无可替代和积极的作用。这一笔重要而丰富的思想体系，深邃而难懂，也许人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消化和历史实践的反复检验，不过正因为如此，才赋予历史及其毛泽东研究的巨大魅力。 司马迁写《史记》时曾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天道无私、至仁无己，大党、大国的战略必有其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无关乎个人好恶，以一时损益得失和口舌之争，褒贬臧否未免不得要领真谛，将政治泛道德化、庸俗化，无益廓开恢宏而深刻的历史全貌。 怎样看待前人之失和个人境遇，还是张伯驹[57]说的透彻：国家大，人多，个人委曲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册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五四运动后的百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从口号概念思想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国家形式的过程。今天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借鉴吸收了当今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中国，以最大的牺牲和痛苦、最大的规模和速度，创建了最为进步、开放的社会文明，积累了巨大的国家财富，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强国。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悠久的文明，才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才能涌现成千上万个抛头撒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亿万工农的伟大前途，才有了百年奋斗而来的辉煌成就，以及从曲折痛苦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教训。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研究、信仰和学习来自五千年文明和人民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借鉴、传承历史，才能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不能置疑，中国的今后未来所有一切，当与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筋脉贯穿、血肉相连！ 罗焕荣墓前，萧萧飒飒，无歌哭之声已近百年。当我们穿行于历史的时空，重回博罗七寮山下，读着墓碑上的斑驳陈迹，字字如火、句句含泪。那些被风干了的时间往事，似复活了的生命傲骨。站在这位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面前，凭吊奠祭、抚今追昔、慷慨寂寥、心潮涌动。 毛泽东指出：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都是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们无路可走。”[58]罗焕荣和他们那一代人正是被黑暗的时代和巨大的苦难“逼上梁山”，正是以这些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重光中华于垂险危境，以炙热的青春生命，终成中国农民运动一柱擎天的槃槃大才。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59]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一举打破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周期率，把一个曾神州陆沉、成百年丘墟的古老民族奋力推向历史和世界的巅峰。中华崛起、国家再兴，昌盛文明、人民永赖，何等的雄伟壮丽，其谁之功! 百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陵绝嶛嶕、激流险滩，每一步都走得艰顿竭蹶，但愈挫愈勇、聿越巉崄，可以告慰烈士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找到了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的办法，这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牢记工农大众赋予的使命，为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