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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英雄到君子：君子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历史高度 君子文学的成熟是先秦文学的重要特色，而鲜明的君子人物群体的出现是君子文学成熟的标志。文学的中心是人，而在人物塑造上先秦文学恰恰经历了从英雄崇拜到君子刻画的历史进程。西周雅颂诗篇描写的人物常常是一些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天赋异禀，生而不凡，带领整个民族走出苦难走向辉煌，但他们很少有个人情感的波澜，缺少人物生长的具体生活的背景和土壤。西周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英雄人物逐渐退隐，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鲜活生动的平凡人物，比起以前诗歌中的英雄形象，他们也许并不完美，有着种种世俗的悲欢和追求，但却具有真实的力量。这些人物或质疑天命，或牢骚哀怨，或相思爱恋，或宴饮欢歌，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学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君子”。君子不是圣贤，圣贤是超迈众人的，而君子则是生活在世俗生活之中的，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和文化修养，但更多的则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物，难免有常人的弱点。这些人物的出现让经学家们大为不满，但这恰恰表现出先秦文学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人物的丰富性显示着生活的丰富性，性格的多样性显示着社会的多样性。 《尚书》《逸周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等文献中的尧、舜、伊尹、盘庚、文王、武王、周公等人物常常以一副威严庄谨的面貌出现，他们居高临下，正襟危坐，很少世俗的情怀，更没有情感的波澜。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描述最多的上古圣贤就是周公，但周公的形象还属于文献的自我呈现，而不是文学的自觉表现，且这样的圣贤基本属于定型的不发展的救世的英雄形象，缺少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而《诗经》《左传》《国语》《论语》等一批塑造鲜活生动君子人物形象的作品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成熟。其文学的进步意义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君子文学确立了中国文学普通人的形象主体 早期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英雄，这些英雄人物是承担着崇高庄严使命的半人半神形象。而随着西周王朝的衰落，弥漫在贵族阶层的天命思想开始动摇，一种质疑天命、质疑神灵、质疑英雄的思潮在《诗经》《左传》等文学经典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君子的意义最初是阶级层面的，后来君子一词的阶级意义渐趋淡化，成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象征。于是，君子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人格理想和追求目标，也成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君子具有道德追求，但他们不像英雄人物那样一贯正义而缺少情感的变化，而是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世俗情趣。《左传》记载历史人物众多，据统计，提到的人名多达3400多个，而叙述详细、形象丰满的人物也有480多人，这些人物从王公氏族到名臣列女，从贵胄公卿到征戍野人，涵盖广阔，包括了春秋时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成员，有高贵的天子，有城邦诸侯，风雅的士大夫，也有彪悍的武臣猛将，富有辩驳才华的行人说客和属于一般知识阶层的学者良医、巫史卜祝等，还有不被人重视的商贾倡优、宰竖役人，甚至是为人轻视的盗贼游勇等等，他们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贵族为主体的君子人物群体，构成了《左传》的主要描写对象。 (二)君子文学扩展了世俗社会描写的广度 早期的文学题材往往集中于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涉及的人物也主要是在民族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英雄人物。以《大雅》所谓“正大雅”为例，十八篇诗作描述的都是在周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决定作用的人物，从后稷以农业兴国，到公刘迁豳，古公亶父居岐，季历受命，文武革命，直至周公作典、成王训诫，共同组成了周民族发展的系列史诗，讲述的正是周民族从小到大、由弱及强的发展历程。每个篇章看起来短小，而十八篇诗歌亦演亦唱，亦武亦讲，组合起来，世代讲述，组成了一个气势恢弘的史诗乐章。 《国风》《小雅》等诗篇，则将笔墨集中到具体生活。一树花开，一声鸟鸣，春风细雨，寒露秋霜，无不触动诗人敏感的神经，成为风雅表现的内容。《诗经》中越晚出的诗篇，就越远离宏大叙事，而喜欢从历史中选择一个片段来表现具体的生活场面，一叶知秋，滴水见日，从局部显示整体，由细小展现广大，这比动辄泛泛的宏大叙事更具体更真实，因此更有艺术力量。 现实主义的“实录”精神在《左传》中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充分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叙事空间。以鲁国为例，《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出于本邦立场，《春秋》对鲁国之阴暗屈辱的历史多有隐晦，“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51)，《春秋》或者隐约其辞，或者略而不记。这一点连刘知几也十分不满，认为同样是国史，晋国的《晋春秋》《纪年》等，对晋国“重耳出奔”“惠公见获”等历史秉笔直书，“皆无所隐”，而作为经典史书的《春秋》却“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52)这一点在《左传》的历史记载中得到了突破，鲁国作为春秋弱国有着辛酸的历史，鲁宣公七年(公元前602年)宣公被晋成公囚禁，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一国之君的鲁成公竟然被滞留晋国，为去世的晋景公送葬。更有甚者，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楚国竟然让出访的襄公为刚刚去世的楚康王穿上葬衣，这些被《春秋》略去的鲁国的奇耻大辱都被《左传》忠实记录下来，《左传》的作者也是鲁国史官，却以“实录”为最高的史学理念，为了历史的真实，不惜揭开鲁国人心头的伤疤。 《左传》以现实主义的“实录”笔法全面展现了那个时代整体的历史风貌和精神风采。《左传》记事时而恢弘壮丽波澜壮阔，时而鸟语花香云淡风轻，宏大的历史叙事如宫廷政变、诸侯争霸、宗族厮杀等，起伏跌宕，惊心动魄；细微的历史描写如生活琐事、男女私情、朝野趣闻等，形神毕肖，耐人寻味，形成了阔大与细小、庄严与趣味、紧张与悠闲的艺术融合。 (三)君子文学展现了普通人物复杂而深刻的精神世界 在抒情文学中，《诗经》人物群像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那些气象非凡的英雄，而是普通却性格鲜明的君子人物。君子不像英雄人物那样高高在上，不动声色，而是有着丰富情感表现和复杂心理活动。他们有慷慨从戎的英雄气度，也有男欢女爱的世俗情怀；有宫廷祭祀的庄重优雅，也有乡里宴饮的沉醉放浪；有理想不得施展的心灵纠结，也有山水优游的自然酣畅，《诗经》君子群像少了居高临下的气派，却更细致更准确地解释了普通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 在叙事文学中，《左传》刻画的君子人物群体也足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将《左传》描写的273位重要历史人物，分为十三类，这种分类看似道德评价，其中也有着深刻的性格区分。在左氏笔下所谓圣贤、忠臣、谗佞、侠勇等，常常是通过历史事件展现的，作者并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表现历史人物的性格，而是在复杂的历史风云中揭示春秋君子们的精神世界。《左传》描写历史人物已经走出概念化脸谱化的表现方式，努力发掘和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心理世界的复杂性。《左传》的历史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圣贤也有失察之时，奸佞也有忠勇之处。以管仲为例，《左传》四次记录管仲的言论，闵公元年与齐桓公论华夷之辨，力主救邢，坚守华夏民族立场；僖公七年，纵论霸王之道，提出“崇德”主张，强调德政思想；僖公十二年，婉拒上卿之礼，一派谦和儒雅风度。这些或慷慨、或激昂、或恳切的言论，勾画了管仲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开阔胸襟，而僖公四年的管仲则携齐国霸主之威，兵临城下，强词夺理，颇有几分骄横自得。管仲的性格是动态的发展的具有多重性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显示了早期叙事文学的巨大进步。 先秦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自然浪漫而又雅正庄谨的艺术格局，在经典时代的思想突破的文化土壤上实现了文学笔法和艺术理论的突破，从而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将文学的历史简单描述成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曾将人类早期文明划分为“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正常的儿童”，(53)人们普遍将中国早期文明看作“早熟的儿童”，我认为与其说这是早熟，不如说中国早期文明与文学很早就进入青年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境界与思想气魄，更接近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属于青春的歌唱。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流行的文学史低估了先秦时期的文学成就。 二十世纪以来的“疑古思潮”，从对上古文献的怀疑批判出发，提倡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并清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盲目的怀疑与盲目的相信一样有害，脱离先秦的历史背景，不顾及整体历史事实，以几处文献上的所谓罅漏，以偏概全，无限延伸，进而否定整个上古时代的历史真实，这就使得丰富的先秦文化失去了科学的支撑，变得苍白而贫弱。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了先秦文学材料的可靠性、真实性，而这些材料却为一些文学史家所忽略，这就大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正确评价。 马克思称赞古希腊神话像人类的童年一样不可重复，其达到的艺术成就“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4)。这对评论先秦时期的中国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