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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广东重大现实与历史题材扶持项目签约仪式暨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在穗举行，广东进入了打造“文学重器”加速期这一信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广东文学界如何以长篇小说创作为抓手，孕育出一批新时代岭南文学代表作，推动广东文学事业异军突起，进一步实现繁荣发展、走在前列？著名文艺评论家、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应邀撰写了评论文章，分享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因其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结构宏伟等特点，在各个文学体裁中一直备受重视，其中的优秀作品更是被誉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文学界之“重器”。经典的长篇小说中外皆有，例如中国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堪称艺术顶峰。再如外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其长篇小说多为鸿篇巨制，善于全方位地描写人类现实社会，而且几乎都是“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描述，与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构成一种呼应。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在世界范围内明显呈现出“由高向低”“由大向小”“由宽向窄”的艺术发展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所谓“小长篇”纷至沓来、精彩纷呈。在我的阅读视野中，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这部作品通过一个中年医生的视角，以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关系作为叙述表层，由此带出了20世纪60年代东欧剧变的浩荡历史背景。同时，作品中还探讨了个体生命的“轻与重”的问题，耐人寻味。卡夫卡的《城堡》几乎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漫游。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同一个故事主题以不同形式讲述了四遍，形成了极富个人色彩的复调叙事结构。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属于自传体，严格意义上来说，亦有别于古典文学的宏大结构。 回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几乎都是带有鲜明地域和时代色彩、艺术个性独树一帜的佳作。贾平凹的长篇《秦腔》系列，基本上紧跟中国乡镇发展主线展开，叙述方式自成一派，洋溢着浓郁的陕南地域文化风情。韩少功的长篇一直在探索个人叙事风格，《马桥词典》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产物。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相对来说要宽阔一些，作品结构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轮回”，以一种变形、荒诞的手法，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蜕变以及中国农民乐观、坚韧的天性。刘震云的长篇则比较宏大开阔、人物众多。女作家方方的长篇《武昌城》写得气魄雄伟，再现了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烽火岁月，以及人在战争中所经历的成长、毁灭和重生。其实，她的中篇小说给人的印象更深：表层鲜活生动，深层抽象深刻，寓意深远。王安忆长篇小说亦颇为高产，《长恨歌》人物不多，借一个女主人公“锦绣烟尘”式的传奇一生，描绘出一幅迷人又沧桑的都市长卷。近作《考工记》再一次将个人的命运乖蹇与上海的前世今生紧密相连，细腻地表现了人与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表达一个文学家书写历史的雄心。王安忆巧妙地把握个人视觉，对上海城市历史进行观照，这种以小见大、一叶窥秋的方式，可谓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但无论长篇小说怎么变化，依然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文体特征。作家莫言曾经言之凿凿地宣称，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即长度、密度、难度——可谓深得文体奥秘。参照上述中外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背景，广东长篇小说要进一步实现突破，有两个艺术空间亟待拓展和提升。 第一，讲好广东故事、中国故事，需要进一步重视艺术技巧。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并非易事，“讲”是动词，“好”为程度。写作需要读者，读者正在发生变化，尤其青年读者深受图像时代与互联网时代影响。因此，作家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文本，认真思考传播途径方式的改变对文体带来的影响，高度重视今日读者的诉求。一部长篇小说如何才能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我以为要紧的就是注重语言艺术各方面的技巧。 例如，广东作家张欣在长篇小说领域笔耕不断，每隔二三年就有一部长篇面世。她的长篇之所以常年拥有一批稳定读者，除了以广州生活为背景、以都市女性为主角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精致，故事结构精巧，人物刻画传神，充满地道的岭南生活气息，文本始终保持着对于读者的阅读诱惑力。鲍十的《岛纪事》也是具有小长篇架构，人物不多，情节不复杂，但表层叙事与深层叙事的交织把握得比较成功，在处理时代记忆方面，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有其独到之处。对于50后、60后作家来说，长篇小说作品是否具有较为浓厚的哲学意味，以及由具象向抽象升华的潜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考验。《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古典文学时代的巅峰之作，不仅因其行云流水、文采斐然的语言造诣，更因其在深层叙事中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现代性”追问，这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阅读魅力。 再比如文本的节奏问题。目前广东有一批长篇小说属于乡镇生活类型，部分作品质朴清新，饱含怀旧深情，但在语言文本上还存在着节奏滞迟、表现手法较为陈旧等问题，入戏比较慢，文笔相对有些拖沓。这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作品的深度与激情。原本需要“长度、密度、深度”的长篇小说，若缺少足够的复杂与深度、激情与变化，若作家的想象力和创作才情不能进一步得到激发和释放，是很难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的。 第二，进一步凸显地域文化个性，是广东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路径。网络作家阿菩的新作《十三行·崛起》，我将其视作广东本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突破。这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与广州晚清历史文化相关的重要事件、本土人物，适当运用粤语方言，增强了本土文化气息。小说的谋篇、布局、造势，各色人物的粉墨登场，作品中对商道的阐释和对商战细节的经营，乃至晚清羊城生活氛围、潮汕闽南民俗的渲染，均可圈可点。然即便如此用心，仍稍嫌不足。我宁愿相信，阿菩只是小试牛刀，《十三行》续集还有锦绣文章，还可大展手脚。我以为，可用闲笔表达岭南文化之容光焕发独到之处，并水乳交融地带入作品。 广东的本土文化——从艺术、物象，到民俗、商道，再到信仰、精神，并非传说中的“过不了珠江”，而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包括评论家，能否有精彩的描述与传达，从而征服广大读者。当然，作家必须要有高度的本土文化自觉，要以热爱与自信作为前提。 再比如客家文化符号表达。“要问客家来何处，客家来自黄河边；要问客家居何处，逢山有客客居山”。客家文化符号与迁徙相关，历史上的客家先辈千里跋涉，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家园，已是艰难，要在他乡竞争中获得生产资源、科举机会、生存空间，又谈何容易？这种生存状态造就了大山围屋这种极有审美价值和族群个性的生活环境与建筑，还有日常生活中的酿豆腐、盐焗鸡、醃面、土猪肉汤、客家娘酒……所有这些均可成为作家笔下审美升华、开掘乡愁深层文化意义之载体。 总而言之，广东本土文学在今天如何吸引年轻读者，长篇小说的文本传播和符号学传播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有人说：一个作家首先要拼生活，其次拼技巧，最后拼人生感悟。广东的小说家大多对生活有着丰富的积累，对广东社会有着长期的观察，期望他们开阔视野，博采众长，进一步把握处理好艺术作品表层叙事与深层叙事之间相辅相成的微妙关系，同时花大力气反复琢磨文本艺术表达的多种方式，齐心协力，助推新时代的广东文学更上一层楼，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