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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该从观念和方法上有所改变，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才能有效避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为此必须回到马克思，真正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状况关联起来，以一种思想的方式思考“西马”文论的“单向格义”问题，以理论自觉的方式回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构与生成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成为直面中国问题，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性研究的题中之义。 关 键 词：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 基金项目：陕西省第二批“人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201507)；陕西省第八批“百人计划”项目(20160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J040)。 作者简介：韩伟，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韩伟，男，陕西子洲人，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毋庸置疑，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接地气，更有问题意识，往往能够在新形势和新语境下聚焦问题，生成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域。但是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深度展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当然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应如此，要结合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创性研究。这种研究姿态和方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需要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也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实践努力中，才能凸显成就和发现问题，才能从历史发展的反思中获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发展的问题和理论逻辑。 一、回到马克思：寻找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对话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应该确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观念，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成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和重视这种逻辑。我们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化研究，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研究中才能真正回到社会历史场域，才能建构起史的视域，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状况关联起来。但是我们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前置性条件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文本原像和思想原像的回溯。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考证、解读、分析和再阐释，其目的是思想，可以说，思想原像是一切研究范式的最终指向。我们这种“回到马克思”本质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立场、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论旨趣。而对于马克思思想原像的哲学追问，“其实一个问题就是所有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问，都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和革命性揭示出来，才能澄明马克思哲学内在的历史原像，否则就是仅仅在外在的意义上描述马克思的思想外观”[2]。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内在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列文论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继续发挥马列文论的指导作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如何正视当代马列文论研究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是我们必须关注和急于解决的现实问题。”[3]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既能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经验支持。 “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思想的功能原点。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和理论欲求，“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嬗变、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化等一些具体的路径上来。这种回归实际上就是在目的诉求和终极结果之间的学术间距中寻找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论域，从而生成新的研究论题。早在1921年，李达就发表了《马克思还原》一文，这可能是最早探索“真马克思”原初理念的文章。事实上，西方学者也在“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上不断发掘和探索，譬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在当代中国，对“回到马克思”既有推崇，也有否定。持否定意见者往往担心“回到马克思”只是回到了具体的文献文本，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品格。这种担忧有一定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有时代感，要有当代意识，让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现实的烛照中熠熠生辉。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走融通和相互参照、相互解释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确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也的确生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生产生活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新媒体、新语境的现实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要正视这种现实，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 转变观念，回到马克思，寻找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对话。回到马克思，有着正本清源的意味。这种“回到”是一种话语策略，是一种为了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原创性努力。“回到”也意味着是一种“对话”。在今天，我们要想完全客观地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回到”实际上只是一种面向当下、面向事实本身的回到。我们所说的“回到”，是指研究者从自己的历史视域出发，通过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效果历史意识”。这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潜在的“对话”。这实际上包含两个视域：一个是研究者的当代视域，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前者是构成研究“旨趣”和“前见”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阐释的理论前提。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是有效进入马克思主义对话情境的通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离不开这种思想视野、历史语境和对话情境。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种“对话”，至少应该包含这么3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的“对话”；二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三是马克思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的“对话”。这种“对话”“恰当的方法必须是在一种视域的交互流动中实现相互交融，在这种交融中，我们不仅要建构出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同时也要对我们自己的‘前见’与‘旨趣’进行修正。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无限的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摆脱“影响的焦虑”，解构固化了的马克思，消除所谓研究“前见”或“旨趣”，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思考语境。 强调转变观念，就是回到真正的马克思，避免对马克思的强制阐释。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即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的语境建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学说，是不断生成的学说。我们应该在当代语境中激活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这个文献既包括影响马克思主义生成的文献，也包括与马克思同时代思想家群体的文献，还包括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共同为重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献支持。克罗齐曾言：“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限制在我们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容易看出，这种历史和最亲历的及最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5]3历史和当下的现实生活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张力赋予了历史鲜活的意义。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本从三个层面来展开：一是以文献确证和考据研究的方式对马克思、恩格斯元典文献作以原初性展现，这种展现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客观的文献资料。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富有思想性和生命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既有历史的回应，又有现实的观照。三是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征用，这种征用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图景。文章强调这种重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当代激活，就是为了回到阅读马克思的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理论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语境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其辩证思想的体现，而霍克海默对笛卡尔实用理论的批判和卢卡奇对康德的观念理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霍克海默所说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二是情境性”[6]169就是最好的诠释。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理论。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中实现着“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从而确立了人的实践主体性地位。人在这种主体性的确证过程中澄明地显身敞开，构入对象又使对象构入自己。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践主体地位规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语境性的”。[7] 然而，今天的现实语境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阅读马克思？我们以何种方式来阅读马克思？马克思究竟有哪些思想值得我们阅读？伽达默尔、德里达、阿尔都塞、柯尔施、阿伦特、卡佛等西方学者的马克思阅读和研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不能绕开这些文献资料。这些问题的聚焦要求我们研究转变观念，厘清问题，建构起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逻辑。还有，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对时代重要问题的关注与回答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譬如，对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篇指导性文件的理论阐释不够及时，不够深入。对两个《讲话》中所涉及的时代重要命题未能及时地进行理论解析和深化。 二、“西马”文论：“以西解中”“单向格义”抑或影响的焦虑 在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源。问题是我们研究者如何理清“西马”文论理论来源，以及哪些资源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有效促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甚至有的学者担心“西马”文论片面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相当的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区别，而且大有以‘西马’文论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以‘西马化’取代‘中国化’的趋势”[8]。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西方现代性话语涵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哲学基础和其所承载的价值功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能无视这种区别的存在。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成是西方知识谱系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某种“理论对接”，有着明显的西方学院话语的“移植”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批判性反思建构起来的：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是对“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两种反思路径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譬如“新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主义普遍缺乏具有历史感的科学认识，凸显出来的往往是学说代表性人物的个人学术主张或者学术风格。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9]66马克思所讥讽的这种“词语对词语的斗争”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但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内容以及理论原点等方面还是一致的。譬如，重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和解读，重视对历史辩证法的研究，重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重视对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重视对物化和异化问题的研究，重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域，“虽然也有一些属于‘西马’理论的独特探讨，但就其主观的理论诉求而言，也没有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意图，而顶多算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丰富和补充”[10]。 面对“西马”文论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马”文论的概念、范式来对接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现实。对“西马”资源运用不好，就会出现“影响的焦虑”，就会出现“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这里所谓的“格义”指的是以固有的、大家熟知的文学理论经典中的概念解释尚未普及或者接受的外来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单向格义”说明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互动的、共融共生的，是一种被动行为。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不得不思考“西马”文论资源的“援西入中”的模式问题。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接受，还是消极被动地接纳，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主动接受和吸纳“西马”文论中的一些有益资源，把它当做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参照”。我们聚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问题，进行正面和积极的“援西入中”。如果我们消极被动地接纳“西马”文论，就会逐渐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变成了“西马”文论的“中国注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西马”文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就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获得了全球性视野，并在“援西入中”中不断走向“援中入西”，从而实现人类思想的彼此互动、共生共成。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离不开3个方面的自觉，即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强调文献基础，就是重视客观事实和史料价值。卢卡奇就明确表示要坚守兰克治史原则，要回到作为历史事实的马克思，让史料本身说话。阿尔都塞更为激越，强调要“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要读德文原版的《资本论》。这些主张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活马克思主义原典文本，从而重建具有开放性、前瞻性、当代性和生成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西学素养是能够真正进入马克思思想堂奥的必备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复杂性。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是不同学科构成的意义整体。西学素养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显性理论”和“隐性观点”之间存在的学术间距有着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我们打开马克思思想“潜在性存在”的意义空间，也有助于我们廓清“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迷雾。国际视野的自觉，有助于我们从更为阔大的历史时空中来观照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让那些被遮蔽和消融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澄明地显身敞开”，将那些破碎的马克思熔铸成整体的马克思，从而构建起丰富的、多维的马克思。这3个方面的理论自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前提性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之路不应当是“去西马文论化”，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在“西马”文论资源中获得学术智慧，甚至可以与整个西方人文学科进行深度互动。这种互动往往能有效激活研究思维和研究范式，从而走出“史料堆砌、缺乏观点”的窠臼。我们对“西马”文论往往采取两种极端的方式：要么全盘接受，极力推崇；要么坚决抵制，全面否定。这两种都不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态度。事实上，只有在与“西马”文论深度交融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性”，才能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话语形式和价值系统。只有以作为“他者”的“西马”文论为参照，进行沟通和互动，才能获得“自我意识”和“问题意识”。我们的“西马”文论学习和研究，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反向格义”特征，即研究者自觉地以“西马”文论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当然，这里所体现出的“反向格义”，既可能是广义上的，也可能是狭义上的。广义上的“反向格义”可以泛指任何自觉地借用“西马”文论解释、分析、阐释和研究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做法。狭义上的“反向格义”则专指以“西马”文论某些具体的现成的概念、术语来对应着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无论是“单向格义”，还是“反向格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义。 不难看出，“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不仅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无所裨益，而且理论的“移植”也带来了“理论循环”的难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不是来自从理论到理论的‘建构’，而是源自对已有一切人类文艺成果的批判，从批判中析取概念、范畴，借以总结规律，并为新形态的文艺实践可能性提供话语支持。”[11]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也为“西马”文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融通架起了桥梁。 三、理论的自觉：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思想的同构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主题，即理性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哲学的历史实现、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批判分析方法、走向自由历史的理论指向。这些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原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的拓展和生成，都是围绕着这三大主题展开的。这三大主题既是对传统思想的深层透视，又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批判的反省，同时也是剖析时代社会与思想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更需要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就是这些内容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历史和哲学的同构中获得新生。马克思主义是思维的科学，提供给我们的是理解哲学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思维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反思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生成的。正如卢卡奇所言：“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种‘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深化。”[12]47-4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平台，而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式在这个平台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阐释的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比如，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他面对20世纪60年代思想领域的热点问题“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以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再反思为思考前提，提出了“问题式”“症候式”“认识论断裂”等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路。还有，“阿尔都塞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简单本质理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释为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在这种解释中，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无法显现出来”[13]。阿伦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她特别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中的3个重要理论命题，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助产婆、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阿伦特的这种以海德格尔式的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德里达在“历史的终结”日之际，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这既是对马克思的致敬，也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心。德里达以自己的解构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解构，并且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同他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了理论上的对接。他说，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14]21。在这里，“马克思的幽灵”的多义性就潜在地成为我们阐释德里达解构思想和马克思批判理论之间深层关系的基础。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式改造，其主要关注点表现在3个方面，即马克思对资本的幽灵逻辑的批判、马克思哲学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共产主义。其中，德里达对本体论形而上学进行了改造，并将共产主义表征为对未来的承诺和责任。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异化”的物质力量及这种力量对人的生存的影响，二是个体的创造性实践所带来的个人的自由与发展。这是研究者对萨特关注比较多的地方。但是，笔者以为，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惰性实践”更具有学术张力。萨特以惰性实践为核心来揭示物的指令体系，以及这一体系对个体生存的决定性影响。西方哲学学者，视角独特，其关注的点和层面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很多启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应该从中剥离或者抽象出一些具象的东西，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 事实上，在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理论自觉，以中国的方式来研究“西马”关注的一些问题，并且研究得较为深入，亦有着创新性见解。譬如，张永清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张永清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对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间的批评理论作了知识考古学式的分析和阐释，试图引导研究者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基点，从思想史的发生发展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张永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33年至1844年8月时期的文学创作和评论活动，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而且还是其他五种批评形态的基础。国外相关研究经历了萌芽与胚胎、形成和发展、反思和深化三大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苏联化’和‘西马化’两大阶段。学界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梅林式的‘狭义化’与维赛尔式的‘扩大化’两种倾向，对恩格斯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卢卡奇等的‘有意拔高’与德梅兹等的‘无端贬损’两种倾向。我们必须结合历史与现实两种语境加强对该问题的整体性研究。”[15]张永清对前期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理论的研究，既是一种典型的重新回到文本、但又不囿于文本的研究。他的“前史形态”研究，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宏大视野中进行的，是时代语境和历史语境融通后的意义激活。 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往往从自我出发，缺乏对原始文献的阅读，而是想当然地进行学术研究，发表学术言论。正如阿尔都塞所言：“这是整个当代思想史中最大的丑闻：每个人都谈论马克思，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在说自己多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谁曾经不怕麻烦地去仔细阅读过马克思、理解他的创新性并接受他的理论结果了呢？”[16]348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缺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自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性研究难以推进的问题症结所在。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理论创新”问题，从而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诚如谭好哲所言：“‘马克思主义问题性’涉及到与方法论相关的解释维度，与历史性相关的时代维度，以及与理想性相关的价值维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寻找、研讨与确立、坚守中，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思想创新。”[17]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性”是詹姆逊的解释：“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18]2 总之，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既要看到它的历史性、生成性，又要看到它的当代性、实践性，这些质素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创新的学术张力和学术活力。我们强调“回到马克思”，就是本体性意义上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方法论自觉，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范式图谱的形成、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