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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德里达对柏拉图《斐德罗篇》中关于书写文字与“药”的神话解读，是理解其文本理论的关键和核心。他通过传统哲学对书写文字的矛盾性立场的梳理，揭示了书写文字根本性功能及其蕴含的悖谬性。书写不可还原，因此，书写文字组成的文本只是播撒。传统理论对文本意义的追寻在德里达看来，即使是在柏拉图对话中也注定显现为一场无法到达的漫游。然而，这样的理解必须严格限制在原本意义发生的场域下。也就是说，在发生的意义上，德里达的批评和解读方是可理解的、有意义的，但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发生考察中，显露了德里达书写与文本理论的局限和困难。 关 键 词：书写文字/延异/增补/播撒 作者简介：苏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141；上海电机学院文理教学部，上海 201306 苏李(1981- )，女，北京通州人，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美学。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大师，早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性解读①中就摆明了自己的根本立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追求的在场是达不到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努力本身恰恰揭示了在场之不断的延迟和耽搁。因此，在场优先性恰恰是一个悖论性的追求和设定。他认为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开始，如在柏拉图的《菲德罗篇》中就以“药”为喻触及了书写文字与口头言语对于意义、真理的表达难题。德里达认为这种“焦虑”一直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挥之不去的问题。德里达对柏拉图《斐德罗篇》中“药”、书写文字的分析可以看作“延异哲学”与文本理论以及其后现代文论的中介和典范案例。换言之，德里达对柏拉图文本的解读，不仅本身就是解构方法的一个典范样本，而且彰显了解构方法的复杂性。解构决不是单纯破除、否定结构和确定的意义，而是掘进到意义生成的深层，显现结构和意义生成中的不确定和模糊性，尤其是结构和意义的多重解读可能性。概言之，借助德里达对书写文字的论述以及文本解读案例，我们不仅能够切近解构主义立场的深层意蕴，透视其思路的内在理论路径和背景，而且可以在其讨论的意识层阶上辨明其探讨路径和结论的得失。 一、柏拉图的“药”：书写文字的本质 德里达从柏拉图《斐德罗篇》中“药”的比喻入手，重提一个古老的争论。对《斐德罗篇》的主流解释认为，这篇对话是柏拉图早期不成熟的作品，结构松散，存在矛盾不协。德里达则从“药”的问题引入，揭示柏拉图这一对话中蕴含的深意——书写文字与真理、意义的紧张关系。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菲德罗从探讨一个关于爱的演讲开始，由爱的本质谈到演讲的修辞。而苏格拉底要指出的是，修辞、语言到底如何与真理、知识相关联。德里达的解读就从对话开始的场景的特殊性开始。柏拉图一般把苏格拉底的对话场景置于集市、宴会、法庭等公共场合，而《斐德罗篇》对话发生的地方却是城外河边清幽之地，迥异于寻常的对话场景。这不大可能是随意之举，应当与对话本身的内容有某种关联，在对话一开始引入的“药”一词与这种情景有某种对应性的关联。德里达认为，二人到城外河边交谈，而不是平常对话的场所，意味着交谈主题中的文字或药以不同于常态的方式出现，即以边缘的方式出现——城郊河边：苏格拉底要斐德罗找个舒服的地方来朗诵吕西亚斯的演讲，又进一步说斐德罗表面是背诵，其实衣襟底下藏着吕西亚斯演讲的文章。至此，此番对话的真正主题有所显现：书写文字以隐藏的方式出现，言辞、言语并不完全独立于书写文字。关于文字的探讨场景，迥然不同于谈论善与正义等意义本身(也是关于言谈本身)的场景，恰恰表明文字或药的通常意义(即积极的、对于意义、真理的承载)的另一面，文字或药的边缘性的、对意义的承载事实上无法真正完全达成的困境[1]71-72，这样不同寻常的场景安排一再关联和暗示讨论主题。虽然“药”的第一次出现只是作为隐喻性的、类比性的概念出现，以“药”简单类比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同的问题、困难，苏格拉底直言这种治疗百病的“药”是不存在的。这一断言也可看作是苏格拉底为药和文字的有效性做出了限定和划界。在处理知识、思维活动与言辞技艺时，苏格拉底也用医疗来做例子比照。一端是事物本性、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另一端是依据事物本性的知识的技艺，如依据身体的知识的医疗技艺。 当然，苏格拉底这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思维活动本身与表达的言辞之间的区分和紧张，尤其是关于言辞的技艺(修辞术)与知识、真理的关系。苏格拉底强调真正的修辞学与虚假的修辞学之分，与之相应的则是写作中的适当与不适当的问题，根本上关涉智者与爱智慧(哲学家)的区别。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苏格拉底插入一个关于发明文字的传说：埃及的古神塞乌斯发明了数字、算术、几何和天文，尤其是发明了文字。塞乌斯将这些技艺传给国王萨姆斯。他告诉国王，文字“可以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能改善他们的记忆力。我的这个发明可以作为一种治疗，使他们博闻强记”[2]197(274E)。文字被看作一种治疗技艺，治疗的对象则是直接的记忆能力总是有限这一问题，而文字的优点恰恰是能够保存、传递。但是，国王萨姆斯则明确区分文字的发明者与权衡利弊者，认为文字的功用需要仔细衡量，其弊端在于“如果有人学了这种技艺，就会在他们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他们这样一来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他们不再用心回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所以你发明的这一帖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2]197。至此，药与文字的关系，或者说药或文字的功用上的双重性，成为苏格拉底要指明的要害。对柏拉图而言，知识乃是灵魂回忆方能通达的，而回忆并不等同回想。二者区别直接看来就在于，回忆的对象是知识、智慧、事物本性，而回想的对象不过是知识、事物本性的相似物。因此，灵魂的回忆与回想之别乃是“作为记忆的知识与作为再认的非知识”[1]135之别。苏格拉底认为书写文字所带来的危险就是书写的符号对于知识、真理来说不是直接的关联，而是一种提醒、模仿和相似性关联，因此，书写文字与思维的真理和知识决不等同。同样，修辞技艺和文字符号不等同知识和真理，依此，哲学家和智者的本质区分就明确了。德里达据此认为，柏拉图在此恰恰展示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本特征和思路：对于书写文字的贬低和压抑。但是德里达也明确指出，书写文字无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还是在形而上学传统中都有其被重视的价值与危险两个方面。换句话说，即使在苏格拉底引入的这古老传说中，书写文字的功用也是辩证的，一如回忆与回想、言语与文字、良药与毒药、真正的修辞与虚假的修辞等一系列的辩证对立。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反对智者而崇尚哲思一样，智者的所谓智慧对应坏的回忆，是一种回忆术而已：书写文字恰恰能成就最为有力的、强大的记忆技术、回忆术。甚至可以说，有了书写文字，记忆术才成为可能，与之相关的记忆活动才可能，诸如背诵、书写、铭刻等等。爱智慧则不同于智者的记忆术，爱智慧在柏拉图看来就是回忆灵魂因堕落凡尘而遗忘的真理，当然能够担当灵魂回忆功能的只能是理智、思维，即回忆活生生的真理的展现和发生。与此同时，蕴含在对话文本中的内在矛盾和困难仍然存在，并不能通过对原初真理、本质的招认就轻易解决。一方面。苏格拉底承认书写文字是对言辞的记录、复刻，因此劣于言辞；但是同样，言辞和记忆也不可缺少书写文字，如指认斐德罗衣襟下藏着吕西亚斯演讲的文章，否则再好的演讲言辞也不能再现。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既区分回忆和回想，又必须进一步回退，需要区别一般的言语和活的言语，强调书写文字、回想乃至一般的言语都仅是单纯模仿，但是又坚持为模仿的合法性寻求可靠来源和权威。 二、“药师”、书写者：隐喻性的逻辑 德里达在对《斐德罗篇》的解读中，应用延异概念，进一步具体剖析柏拉图关于“药”和文字的观念。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在引入关于发明“药”的神话时，当然并不是简单否定书写文字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摆明了书写文字作为有效的记忆术的同时，暗含着无法根本上排除的危险。尤其是书写文字更为容易停留于单纯复制已经生成的意义，作为符号、象征和替代品，书写文字极为可能以其记忆术的功能掩盖了文字本身的缺陷，是对原本性的思维活动、理智活动的模仿和固定化，而不是思维和理智本身。苏格拉底揭示了文字与药的限制性，同时也暗含了对使用文字的智者或使用“药”的药师的批评和警惕，虽然二者在对话中是一直不在场的。德里达也借此指出，书写文字或“药”的辩证法不能停留在其作为“好的”药和文字与作为“坏的”药和文字之间的矛盾，也牵涉那不在场的“智者”和“药师”，因为“药”与“文字”都牵涉那“治疗活动”和“思维活动”，追求的是“健康”和“知识”。换言之，这里被苏格拉底看作知识、真理真正基础和源泉的，是合乎逻辑的思维活动，也可以说是古希腊哲人孜孜以求的自然、本质。而书写文字复制、摹写思维、逻辑，也即复制自然、本质，并且以公共性的方式——被刻写的文字，意图可以表达所有思维之事，也即是记忆、再现所有思维活动和逻辑。苏格拉底借“药”说道：“一帖药不能治好所有的病。”[2]144(234C)同样，书写文字与药师治疗的“药”并不如其看起来那样总能合适地表达、复刻知识或真理。虽然书写文字显得脱离了个别性、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合乎对逻辑、知识表达的一义性要求，但是不在场的书写者、药师总是关涉这一理想的真正实现与否。换言之，在“药”与文字治疗与思维的现实化、具身化过程中，药师、书写者作为下药者、刻写者也可能是投毒者、单纯模仿者，也就是停留于文字符号对思维的模仿，单纯地复制文字对思维和知识的复制。柏拉图所称的良药、好的书写文字却不是如此，良药和好的文字，乃是通达本性、自然的智慧，但是通达之路并不是直接的、一一的对应。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指明通达思维和知识的道路并不是直接性的。因此，德里达依其解构思路指出，所谓原本的思其实是隐喻性的。这也是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经常引用神话来澄清问题的根本缘由。通达真理的逻辑本质上却是借助书写文字的隐喻性，而不是文字的直陈性得以呈现，因此德里达认为正是由于“好”的书写就刻印在心灵中，故而书写文字并不具有独立性，必须依赖对“刻写于心灵”的隐喻才具有意义。这种隐喻性其实恰是书写文字的本质，同样也是所谓原本的思维活动所不可避免的呈现方式。由此，书写文字和言语力求表达的意义和逻辑根本上也不可避免是以隐喻性的方式展现。隐喻恰恰标明了直接指称性的书写文字和语言的局限，正如苏格拉底以“药”隐喻书写文字一样。德里达就此认为，形而上学语言的形成过程与对隐喻的排斥和置换相关，“最后的结果就是把隐喻中的图像磨得光秃秃的(白色的神话)，也就是哲学所谓的概念”[3]。正是通过排斥隐喻的模糊性，形而上学获得了稳固但抽象的概念，进而以自身封闭的方式进一步隔断与活生生的存在体验的关联。 因此，德里达说：“隐喻性就是污染的逻辑和逻辑的污染。”[1]149在他看来，只要哲学家坚持拒绝书写的诱惑和虚妄，坚持对书写的压抑(正如国王塞乌斯那样)，这种颠倒就必然产生。德里达将这里的颠倒和隐喻性逻辑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比，意图指明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所展现的隐喻性逻辑恰恰是理解书写文字本真功能的基础。换句话说，书写文字虽然可能作为“毒药”，单纯复写思维活动，但是书写文字却是思的事情所不可避免的、不可或缺的“药”。那么，书写文字到底在思的事情中扮演何种角色和功能，则是问题的关键。德里达把这和弗洛伊德的意识理论加以对照，借用弗洛伊德举茶壶的例子对梦的逻辑的阐明来标明：“为了将所有事情纳入他所支持之内，辩护者会把自相矛盾的论证放到一起。例如：1.我还给你的是一个崭新完好的茶壶；2.你借给我的时候，茶壶就有个破缺；3.我从未跟你借过茶壶。与此相似的是，1.书写严格说来外在于、次于活生生的回忆和言语，因此无损于言语和回忆；2.书写对言语和回忆是有害的，因为书写麻痹它们，侵染它们原本完整无缺的生命；3.如果不得不求助于记忆力和书写，那不是出于书写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活的记忆是有限的，在书写为它留下形迹之前，它本身里面就已有了破缺。”[1]111这种茶壶逻辑不仅迥异于形式逻辑，甚至构成形式逻辑的诸种对立和消解。它消解了形式逻辑的概念固定性，消解了形式逻辑的抽象性，也消解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和线性推展，这种隐喻性逻辑四处蔓延，是非目的论的。与此相应，隐喻与概念的固定性相对立，隐喻并不显现，而是不断召唤增补的隐喻活动的踪迹。这种增补的过程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延异过程。相较固定的概念、显现和在场，隐喻恰恰是隐而不显的活生生的生成之流的踪迹。形而上学概念正是通过压制隐喻将增补过程浇筑为固定的概念意义而获得的。因而，这也是形式逻辑代替“隐喻逻辑”“茶壶逻辑”的过程。 由此，德里达一方面通过弗洛伊德的茶壶比喻，从三个方面揭示书写与回忆的关系，彻底打破传统对书写与回忆的单纯对应关系的理解。他把书写与回忆的关系问题与精神分析中对压抑和替代的分析关联起来，书写文字作为回忆的替代，恰恰是出于回忆所要返回的原本之思维活动的悖谬关系，这种不可能真正返回的回忆与本真思维活动的追求之间的紧张，恰恰形成根本上无法消除的压抑。换句话说，意识中的这种压抑恰是意识不可避免的本真存在样态，而回忆不过是原本的思维活动的替代。但是替代决不是原本的思维之直接复刻，也不是压抑的直接消除。德里达借助弗洛伊德对意识与潜意识的分析，也即对意识显现的发生分析来阐释书写文字、回忆与原本思维活动之间的发生关联。德里达由此认为书写文字作为压抑的替代无法回到隐藏着的潜意识活动。而书写文字、文本与意识、意义之间的压抑、替代关系的复杂性成为德里达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成为其解构理论的核心。换言之，解构在德里达那里意味着压抑隐喻的理性之光转调到本真的亮度，意味着压抑无限增补过程的概念固化的崩解。 三、压抑、增补与播撒：文本的命运 前文已经指出，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指出书写文字的危险，他自身也只止于言语谈论，但是柏拉图还是不得不以书写文字来记录他认为的原原本本的苏格拉底的言语谈论。从逻辑看，这样的悖谬难以消解。苏格拉底说：“任何作品，无论过去的还是将来的……无论是私人作品还是国家官吏的立法建议，如果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包含着永远适用的重要真理，那么这种作品都会成为一种对作者的指责。”[2]201(277E)书写文字对意义的承担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书写文字、文本确实有效承载、传递意义和真理，柏拉图也不得不借助书写文字记录知识和真理，否则知识和真理的发生无法被固定；但是另一方面，书写文字、文本承载传递意义和真理的方式和有效性必须重新清理，传统构架下的理解存在根本性困难。书写文字是言语和思维不可或缺的替代，但其本质功用并不在于复刻言语和思维，不在于最终抵达意义和原本的思，毋宁说其本真的功能、作用是作为无法通达的意义和真理的替代和代现。因此，书写文字“总是需要其父亲照料，它自身却恰不能保护自身或者照料自身”[2]199(275E)。但是这样的替代和代现必须依赖言语，也即逻各斯。更准确地说，依赖逻各斯的起源——原初的思维活动。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一再强调，不能将言辞或者具体思维者的思维活动等同知识、真理。西方传统语言观直接将此理解为书写文字乃是对言语(也即是逻各斯)的模仿、复刻，书写文字乃是言语(逻各斯)之子，只有在父权的照料下方有意义。德里达说：“逻各斯也不是书写文字的父亲，而逻各斯的起源才是书写文字的父亲。”[1]77由于作为“父亲”的逻各斯的起源在德里达看来绝不可能显现、在场，也即如德里达在其关键性哲学概念“延异”的解释中一再指出的那样：“说这种延异是原初性的就意味着同时抹去关于某种起源在场的那个神话。此乃为什么必须在划杠之下理解‘原初’，否则的话，延异恐怕就会来自某种圆满无缺的源头。而无源才是原初性的。”[4]369这也即意味着赋予逻各斯、书写文字以意义和有效性的“父权”——逻各斯的起源是无法通达的、始终缺席的。德里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声称，书写文字就像一个孤儿，“任何(父亲的)出席或帮助都不能确保其能获得幸福……而在它留下字迹的那一刻，谁的儿子也不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儿子，它再也辨认不出它的始源，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1]77。 书写文字需要一个父亲的护持，以承继、维护其合法性，但事实上又只是“孤儿”。这种出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对书写文字的历史性压抑“构成了作为认识的哲学之源，构成了作为逻各斯与语音统一体的真理”。这种历史性压抑在德里达看来事实上不能成功地满足传统形而上学的需要，这种历史性压抑在他看来构成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卢梭、黑格尔直至胡塞尔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基调和整套形而上学概念系统。这种压抑是以误置的方式构成的，在解构观点下，作为压抑的替代物和代现者以替补方式不断滋生。弗洛伊德将梦看作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替代，而其动力源泉来自本能、力比多。德里达敏锐地发现弗洛伊德的意识理论中意识发生的机制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意识观，“弗洛伊德的话语——他的句法，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的工作并没有与这些必然是形而上学的传统概念相混淆”[4]359。但是，正如他对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解读一样，应当施行的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概念而非直接引用之：因为所有这些概念无一例外全都属于形而上学历史，也就是说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抑制系统，这个系统组织是以排斥或贬低(置之于外或压之于底)作为某种教学或技术隐喻、作为某种依附材料或排泄物的书写印迹之机体为目的”[4]359。德里达最终将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理解为这样一种抑制(压抑)系统，书写文字恰恰是这个系统中的典型。这个压抑系统以替代、模仿为链条来推动，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有在替代和模仿链条之外的东西使得这一链条得以运行，因此传统文本理论中替代、代现或模仿观念会在解构目光下失效，必须重新审视书写文字的替代功能和方式。 德里达声称，正如存在两种记忆一样，书写形式也有两种，也即有两种替代方式。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评中，他指出弗洛伊德一方面没有落入传统立场，梦不是作为记忆的复制和替代，不是增补的增补，而是本能漫游的踪迹。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依然寻求原初的心灵书写，试图在精神分析中为精神病症行为找到返回本能、原型之路。因此，德里达也找到了弗洛伊德的缺口，“指出解构这些浓缩并沉淀在弗洛伊德之话语中的形而上学概念和语句的必要性。指出精神分析与所谓的人文科学(在场、感受、现实等概念)的那种形而上学共谋性”[4]359。德里达认为，跳脱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依他所揭示的书写文字之本真境况，强调作为被传统形而上学看作起源的本真思维、活的记忆一开始就不可避免是有限的，有缺乏、破缺。因此，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必然包含缺乏、压抑。相应地，替代就必不可少，书写恰恰就是这样的替代。但是，一旦替代要求自身的独立性就会造成苏格拉底所指出的有毒的、有害的“药”。所谓原初的本真思维、活的记忆、活的逻各斯，先天就是破缺的，因而不仅替代、增补必不可少，而且正是依赖替代、增补的链条，这个原初的本真思维、活的记忆方是可设想的、可刻画的、可描述的。作为替代、增补链条之对立物的原初的本真思维、活的记忆同时也是替代、增补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与此相关，作为替代、增补的书写文字不可还原到被视为起源的本真思维、活的记忆，而书写文字组成的文本，同样处于这样的替代、增补链条之中。柏拉图自己也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2]190(270A)德里达正是在柏拉图自己的文本中找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缺口，进而指明传统哲学竭力用逻各斯、言语、书写文字等替代和增补来构成封闭的圆环的企图注定是不可能的，必须从传统形而上学概念中彻底摆脱其隐含着的、对原初性的要求。 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原初回忆、本真思维先天具有的破缺是被压抑的、被遮掩的、被遗忘的，通过隐喻的链条形成一系列增补、替代，也即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所指明的、概述的。而增补、替代依德里达在《立场》中的总结：“既不是更多也不是更少，既不是内部也不是外部的补充，既不是偶性的也不是本质的，等等。”[5]97与这种意义上的增补相应，德里达把书写文字看作是播撒，正是因为播撒的非封闭性、不确定性，导致文本的解读意义有多种可能性。播撒所描述的乃是书写文字发生时刻的本真状态，也即书写文字与其作者、“父亲”意图的彻底断裂，作为漫游者存在无限多样的可能意义。他在《立场》中总结道：“播撒描述了不再回到父亲的东西。无论是形成中还是在阉割中都是如此。”“撒播肯定了无尽的更替。”[5]95 当德里达将延异作为所有文本意义的在场的耽搁和不在场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对文本意义的追求，恰恰是这种意义意向性赋予、给予一个无限的因而也无法消弭的“乡愁”——永远回不去的本文。因此，德里达称对文本的解读乃是一种“乡愁”，增补、替代的活动乃是对意义的无尽刻画、漫游。书写正如播撒一样，文本即是书写的漫游。德里达说：“我们应当问的不是心灵现象是否就是某种文本，而应当问：文本是什么？而心灵现象如果要想被文本再现它又应当是什么？因为没有心灵始源的机器与文本是不存在的，没有文本的心灵现象也是不存在的。”[4]362心灵与文本是相互触发的，并且相互交织、叠加、增补，而文本意义在这般的增补、交织中从不曾真正在场，而是无尽的交织、增补的踪迹。德里达把这种触发分为自身触发和异质触发两种样式，借此将文本与身体关联起来。正如身体有自身触发的功能一样，文本也同样自身触发，文本不再是作为书写文字或语音的物质性躯体，而是作为意义发生的场域。与此相应，书写文字作为文本“必须找到书写所一直要求的另一种空间”[4]400，也可以说是不同于几何空间的身体空间——游戏空间。这个别样的空间恰恰是文本意义漫游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