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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在小说理论领域建功卓著。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概念、新范畴来阐发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提高了小说这一体裁的辨识度，并对其他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赫金的理论顺应并推动了“语言学转向”，为各种“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启示，在“后理论”时代又成为克服传统文学研究困境的思想源泉。他的学术功绩还特别体现在诗学研究与哲学求索的珠联璧合上，他预见了人文研究跨学科、跨文化时代的来临，构建了独白主义与反独白主义思维体系，使任何思想与行为都能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断丰富这个体系。 关 键 词：巴赫金小说理论/诗学形态/哲学诉求/思维体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艺术公共领域的调查研究”(17YJAH052)。 作者简介：凌建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100871 评论功绩，通常会从内部有何创新、外部产生了什么影响两方面来论述，就巴赫金而言，还须增添第三个“篇章”，即诗学研究与哲学求索的珠联璧合。巴赫金其人其学都可谓卓然另类，能在肃反运动扩大化中保全自身，生前获得崇高学术声誉，寿至杖朝之年，非大智慧者难得这份幸运；大智慧更体现在其学术遗产中，这里既指学理创新，也指哲学追求与诗学兴趣的相契相合，或者说半是隐微写作、半是兴致所至的学术样态，这种样态若不是自然天成，也绝非刻意为之，毕竟做文艺学家并不妨碍哲学思考，何况诗学乃兴趣，用兴趣放飞理想，从结果看，成就的不只是小说理论，更有宝贵的哲学思想，还特别为学界预言了人文研究跨学科时代的来临。 一、新的发现 巴赫金探讨长篇小说的审美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见解，其中一部分为他所独创，可谓“自铸新词”，如小说化、内部有说服力的话语、对话性、非直接话语、时空体、多声性、他人话语等，另一部分可称“旧词新意”，如正反同体的双重性、体裁批评、混合、语调、镶嵌、讽拟、声音等。他特别喜欢采用矛盾对立又辩证统一的范畴来阐发长篇小说的特殊性，将小说提升到与史诗、抒情诗、戏剧并驾齐驱的缘起性体裁之一，提高了这一体裁的辨识度。 (一)标准语(统一语、规范语、通用语)——杂语；向心力——离心力 杂语是巴赫金小说理论中最有魅力的新发现。以往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的往往不是各种语言同时共存的整体，而是某种语言或几种语言之间的比较以及个人如何运用某种语言(最典型的是标准语)得到言语作品。如普希金的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将不同品格的语汇混杂在一起，被批评界认为是离经叛道，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普遍只承认语言生活中只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统一语即得到正式承认的规范语、通用语，是民族内部混杂的方言中一个坚固而稳定的语言核心，其形成是“使话语和思想的世界统一起来、集中起来的力量”，[1](P47)即向心力不断作用的直接结果。向心力对标准语的重要性，语言的统一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在语言统一过程中还有一个分散的力量——离心力存在。语言在自己形成与发展的每一刻，都不只区分为语言学所称的方言，还有不同社会意识的语言，如社会集团、职业、体裁、性别、几代人的语言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杂语。这样一来，规范语也不过是杂语中的一种，并且自身又可分为不同体裁、流派、功能语体等的语言。语言只要生存发展，区分和杂语现象就会扩大、加深。因此，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斗争构成了一幅众声喧哗的画面，杂语既是语言离心力的真实反映，也展现出人类语言的现实存在状态。 巴赫金从上述语言观出发，对小说与诗歌话语作了比较，认为小说形成于语言和思想生活中分散、离心的轨道上，而诗歌却相反，在凝聚、集中的意识形态向心轨道上发展。在他看来，长篇小说意味着是杂语的形象，诗歌是统一语的形象，史诗是“绝对的过去”的形象，用研究诗歌、史诗语言的方法来考察长篇小说，无法真正揭示其话语的本质特征，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独特的小说研究方法论。 (二)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史诗——小说；完成性——未完成性 巴赫金梳理了欧洲小说的两条修辞路线：第一条发端于诡辩小说即雄辩体叙事文学，其基本特征是一定程度上坚持单语性和单一风格；第二条则主动地有意识地把社会性杂语引入创作中。不过，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第一条路线的小说自上而下地走向了杂语，第二条路线的小说自下而上“从杂语深处上升，进入并驾驭标准语的高层次”[1](P160)，亦即把高雅的语言也变成了杂语的组成成分。巴赫金详细阐发了代表这两条路线的史诗与长篇小说处于怎样的相互斗争又彼此颉颃的关系中，大而言之，这两种创作倾向、文化思维倾向发生了怎样的碰撞。相比史诗，长篇小说的诞生晚得多，它是文学大家庭中唯一处于形成中的体裁。长篇小说以描绘作者所处的当代生活为目标，其形象具有开放性，在意义和价值层面上具有未完成性，其形式和内容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史诗的形象具有完成性，因为它属于“绝对的过去”，即史诗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史诗事件及史诗人物所处的时代“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1](P507)。小说艺术揭示的是面向未来的现在时态的存在，史诗展现的则是凝固了的、僵硬不变的过去的事件。 代表第一条路线的史诗，其创作立场是既定、不可变的，如神圣的东西绝不能亵渎、对主人公须怀敬仰之情等。从第二条路线发展起来的长篇小说，彻底解放了艺术思维，使严肃与笑获得了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小说的优势还在于“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1](P536)，因此，它一旦在文学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便会……把尚未完结的特点传染给其他体裁”[1](P501)，使“几乎所有的其他体裁不同程度上都‘小说化’了”。[1](P500)小说化实质就是小说之创作立场化，抱着未完成的自由的立场去创作，无论选取人物形象、安排情节布局，还是采用语言风格，抑或描绘场景、表达思想等，都有意识地不受已定型的体裁框架的束缚。复调小说就是沿着第二条路线发展起来的一种体裁，其艺术世界去掉了史诗般的完成性，因为作者赋予主人公以说出关于世界和其自身之话语的权利。沿着第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小说，如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即巴赫金所称的独白小说，说出关于世界和主人公自身的话语，乃是作者的特权。 长篇小说的形象除了是其艺术世界的组成成分外，还属于每个历史时期。它们既是创作者所处时代的精神财富，也“生活”在作品诞生后的各个时代，不同的读者都可根据时代的价值观来“调整”小说的形象，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轨道，丰富和充实形象的意义。 (三)描绘的语言——被描绘的语言；描绘者的语言意识——被描绘者的语言意识 小说的形象都是被语言描绘出来的，简言之，是话语的形象。在小说家眼中，任何对象都不是客观的物，而是“语言化了”的现实，是社会性杂语世界里的各种名称、概念、评价，等等。长篇小说不但描绘现实生活，而且还是不同语言交汇与对话的独特舞台。进入小说的语言大都不完全是个性化的语言，作者、主人公及其独一无二的声音，仿佛浸淫在社会性杂语的海洋中。所以，长篇小说是时代语言现实的反映，作为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1](P38-40)换言之，是对话化杂语世界的缩影。 杂语进入小说的审美活动中，可能不再是单纯指物述事的表达手段，有可能变成被描绘的对象。“语言的形象作为有意为之的混合体”“有两个语言意识：一个是被描绘者的语言意识，一个是属于另一语言体系的描绘者的语言意识”。[1](P143-144)没有第一个意识，读者面对的将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实用文本，其语言直接指物述事；没有第二个意识，读者看到的不是语言的形象，而是“他人语言的样品”[1](P143-144)。塑造小说形象，往往需要有两种语言意识，“一个语言意识为另一个语言意识所映照”，或者说，“必须从另一个语言(公认为规范的语言)的角度出发”。[1](P143-144)巴赫金认为，小说语言形象的塑造方法可归结为三个范畴，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混合”，有意为之的混合不仅具有语言形式标志，而且还表现在意义上，如两种社会性语言所代表的两种世界观或两种意向、观点的相互混杂交织，而在自然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的混合会孕育出新的世界观。 小说语言既是描绘的语言又同时是被描绘的语言，是描绘者语言意识和被描绘者语言意识的完整体现。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开创“五四”时期白话小说的先驱，但在开篇设置了一段文言小序，当时正值文体改革，文白夹杂作为过渡形式并不少见，一般属于作家个人的行文风格，不一定隐含别的意向，因此在这里是鲁迅故意为之。叙述人用文言体话语交代事情(“一种语言意识”即人物的文言意识)，而在小说整体框架(“另一种语言意识”即作者的白话意识)下，这种话语及其背后的说话人像是被“示众”，供读者观赏、比较甚至嘲讽：叙述人用文言说明日记的来龙去脉，作者却借助文言文描绘出叙述人迟钝、迂腐、自作聪明的形象。从话语内在对话性角度看，小序明显属于讽拟体话语，作者模仿文言风格，对叙述人文言意识施以讥讽的意向，而正文故事里的话语属于仿格体，作者模仿疯子的话语风格，并与这一风格的持有人结成“同盟军”[2]，去反抗、颠覆隐藏在读者意识中的封建道统这个主人公形象。描绘与被描绘在同一个话语里合而为一能引起语言的种种“化学反应”，这一见解很值得深思，可惜的是，其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仍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其理论潜力也尚未得到深刻的挖掘。 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中，超语言学主要探讨作者、主人公的各种对话关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巴赫金调整了研究重心，人物形象转变为语言形象，进而对存在的考察转向了语言领域，出现了后现代哲学经常探讨的课题：把存在视为纯粹语言现实的问题。 (四)庄严(严肃、崇高)——笑(诙谐) 从第二条修辞路线发展起来的小说话语，其体裁渊源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巴赫金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核心。这个渊源就是民间笑文化。巴赫金发现这个事实，他自创的时空体范畴是关键点。这个范畴很新颖，它既行使着谋篇布局(纯布局形式)的功能，也发挥着决定情节与人物形象(建构形式)的作用，是一个形式兼内容的范畴，具有重大的体裁意义。表面上它似乎独立于杂语、对话等思想而自成一体，实际上紧密相连。在补充于1973年的“结束语”中巴赫金认为，“任何的一个文学形象，都具有时空体的性质。语言作为形象的宝库，也在很高程度上具有时空体性质”。[1](P445) 时空体还体现出巴赫金这一时期学术追求的清晰脉络。作为最复杂的诗学范畴之一，时空体具有内外双重理论意义：一方面，作品艺术世界内部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时空体，它们处于各种对话性关系中；另一方面，作品与现实生活的交流都通过时空体来实现，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过程中艺术世界时空体与作家现实时空体、读者现实时空体之间的碰撞、对话，莫不说明时空体来源于艺术之外、作用于艺术世界、又超越于艺术世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时空体被公认为具有很大学术潜力的文化范畴。但对巴赫金而言，时空体范畴一开始不过是探究小说体裁历史演变的一种理论武器，他借此发现了拉伯雷小说创作的独特性，首次提出“拉伯雷(式)的笑”[1](P359、P389、P431)，认为《巨人传》是体裁渊源上来自民间笑文化的典型代表。 笑具有把严肃相对化的功效。巴赫金认为，随着“古代综合体”的瓦解，在各种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中，原本具有毗邻关系的成分发生了升华，出现了崇高、严肃与低俗、诙谐的分化，例如，有关性的成分，一方面作为爱情的象征进入崇高体裁，成为人们赞美的主题；另一方面性行为、性器官及与之相关的排泄，“几乎完全被赶出了各种正式的体裁，赶出了社会统治集团的正式讲话”[1](P405)。古代综合体里的几乎所有成分都获得了升华，唯有笑除外，在古希腊、罗马以降的欧洲，官方正式活动从不给予笑以合法地位，哪怕只是轻微的幽默和讽刺，因为笑能躲开一本正经的谎言，规避崇高严肃的装腔作势，把一切冠冕堂皇和一成不变的价值相对化甚至颠覆掉。 民间笑文化是巴赫金构建小说理论时的重大发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前承复调小说理论，后续狂欢理论。发现笑文化渊源，紧接着写出《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这使得第二条修辞路线的小说，从史前话语到现代话语一以贯通，最终为巴赫金制定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学术影响 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在西方快速获得影响力，1981年出版的英译本《对话性想象》①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学术氛围。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艺术领域拓展到了整个思想界；其次，语言哲学从19世纪末的萌芽到20世纪初的兴起，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俨然以一种主流学术模式进入文艺理论的诸多领域；第三，与诗歌和戏剧两大文类的理论相比，长篇小说研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它兴起相对较晚，另一方面其体裁难以界定，形象、题材、语言、叙事等诸多方面包罗万象，往往让人望而却步；第四，在巴赫金专注小说体裁的那个年代，虽然不少人涉猎相关话题，但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广泛好评的专论少之又少，最著名的是卢卡契的《小说理论》(1920)②，还有如《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1957)、《论小说的社会学》(1964)都出版于20世纪下半叶，可见有分量的专著相对稀缺，而稀缺意味着需求旺盛；第五，克里斯特瓦率先从“法国语境出发”“对巴赫金的思想加以诠释”[3](P186)，自创互文性范畴，为结构主义摆脱困境、向后结构主义转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正是得益于巴黎符号学家的推崇，巴赫金及其“小组”的论著开始为西方学界所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对话性想象》一问世便被推广，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 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许多思想，不但顺应并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语言学转向”，为20世纪中后期各种“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启示，甚至他本人也被视为“后现代学术明星”，在“后理论”时代又成为克服传统文学研究困境的思想源泉[4]，还“预见”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伦理学转向”[5](Piv)。面对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能择要介绍，不为求全，但收窥豹之效。 巴赫金对叙事学的最大贡献，被公认是催生了“互文性”概念以及引起了研究者对多重叙事声音的重视[6](P69)。当然，巴赫金小说理论所特有的一些范畴已为叙事学界所接受，叙事理论百科词典把“巴赫金的对话性”单列为词条[7]，有人称《对话性想象》为叙事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8](P60)，也有人认为时空体丰富了叙事学的研究领域[9]。美国学者布斯为英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所作之序最能说明叙事学者对巴赫金的重视，他指出巴赫金小说理论的挑战还在于引入历史和时空维度：“艺术与艺术技巧拥有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史、政治史及经济史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但是他仍然视小说为‘时空体’的构造者，视之为时间化的空间与空间化的时间之图景，而这一点恰恰让我的任何非历史性的形式研究显得极其荒谬。”[10](Pxxvi)布斯对巴赫金不同于西方批评的思考路径感到深受启发，同时也令他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不安，“如果巴赫金是正确的，我们西方批评者所付出的大部分努力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肤浅的，要么既错误又肤浅”。[10](Pxxv) 保罗·德·曼在《对话与对话性》中指出托多罗夫和霍奎斯特对巴赫金的赞誉，“都出自于巴赫金对小说理论的贡献”，[11](P49-51)试图解答如下问题：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有关事实、意义和虚构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西方学术界，为什么众多持有不同信念的理论家热情接受对话性范畴，将之视为可供摆脱上述困扰的一种有效方法？最令曼羡慕的是，能够在巴赫金小说理论中读出“阐释学的力量”[11](P57)。《巴赫金对耶鲁解构学派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一书，追溯了巴赫金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登陆北美起，对耶鲁解构学派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就起源而言，耶鲁学派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吸纳基于巴赫金学说的阐释学思想，只是未注明出处，如巴赫金有关话语的“时间性”“他者性”“多声性”“对话性”，与曼有关语言与阐释的“时间性”，米勒有关小说理论中的“超个人意识”，布鲁姆有关“影响的焦虑”及其与哈特曼有关文学文本的多声性，都具有相当明显的继承关系，总之，“如果忽略巴赫金的著作，任何探讨耶鲁批评家及其对美国解构学派所作贡献的历史视角，都是不完整的”。[12](P6-8) 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应该是所有的文学形象，其意义都具有未完成性特点。巴赫金的疏漏在于把长篇小说与其他体裁作品截然对立起来。但是，小说形象具有未完成性、其意义需要通过读者与之对话来不断充实，这一思想本身无疑具有深远的启发作用，无怪乎尧斯会专文讨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文学阐释学、神学、哲学和美学领域的“对话性理解”[11](P35)原则，肯定俄罗斯学者以文学创作的美学为核心的对话理论对整个人文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霍米·巴巴发展了巴赫金关于小说话语混合性的思想，将之运用于对文化殖民过程中话语权力的阐释中，指明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不可避免的混合关系，同时也意在质疑赛义德关于殖民话语具有唯一权威性的相关论述。[13]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利用巴赫金和巴巴的混合性范畴分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兼容形态。[14]之后，混合性成为后殖民学者探讨文化殖民、文化关系的重要概念。此外，巴赫金对我与他人的哲学思考、对歌德教育小说的探究、对民间笑文化具有正反同体双重性功效的揭示、对话语多声性和对话性的阐发，都成了巴巴阐述全球文化现状的思想养料，相关文章收录在《文化的定位》[15]中。有学者还将时空体范畴运用于具体的后殖民主义文本分析中[16]。毫不夸张地说，对巴赫金小说理论中某些思想的延伸和重构，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实践的有效理论工具。 有关时空体的历史诗学研究，所用的小说材料虽然都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但得益于该理论内在的跨时代性和跨学科性，使它在文艺学及之外的许多学科中，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影响力。大量研究以时空体为理论依据，阐释文学、文化、科学等领域的文本。最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福尔奇-塞拉，他把巴赫金的时空体与对话性范畴运用到对地理景观的解读中，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地理空间的可叙事性和他者性，[17]他的做法引起了一系列关于空间与叙事关系的讨论以及学界对人类活动时空话题(特别是都市化话题)的深入思考。 在史学领域，将时空体范畴直接进行跨学科运用的是海登·怀特，他将“19世纪”从单纯的时代概念转变为时空体概念加以重新阐释，认为使用后者研究一个时代，相比使用“时期”，会获得更多的具体性。[18]苏联史学家古列维奇认为，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揭示了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基本范畴，能说明从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观念的转变过程——从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到自我意识开始复兴的过程，具有重要史学价值。[19](P33)巴赫金的时空体范畴以及研究小说时空体时发现的民间笑文化现象，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20](P76-77) 三、开放的体系：哲学诉求 巴赫金的学术研究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另一个是紧接着的30年代到40年代初，他的大多数重要论著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或完成了主体部分，而且它们大都与“巴赫金毕生的主要事业——研究长篇小说的历史与理论”[21](P97)有关。 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前期专注于哲学，撰写了《论行为哲学》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行文颇有德国古典哲学之风；中期把美学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代表作有《文学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第一部即《文学作品的形式、内容与材料问题》)；晚期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可用一对关键词来概括巴赫金这一时期学术兴趣的转向：“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哲学→语文学”)。 巴赫金对长篇小说体裁的兴趣，缘起于对复调小说的研究。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于1929年5月出版，同年底他被判流放哈萨克斯坦6年。1930年3月29日巴赫金夫妇一道出发前往流放地，临出发前的25号写下了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基本上预示了巴赫金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研究方向。在流放期间，他严格遵照该提纲完成了《长篇小说的话语》初稿，后为形势所迫调整了研究次序。1937年，以歌德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被苏联作家出版社接受出版，同年着手撰写《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狂欢思想在其中初露端倪；紧接着于1938至1939年完成《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第一稿，1940年10月和1941年春季两次受邀去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做讲座，题目为“长篇小说的话语”“作为体裁的长篇小说”(即后来正式发表的《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史诗与长篇小说》)。显而易见，临流放前的提纲是一项研究长篇小说的庞大工程，巴赫金之后十余年的学术探寻基本没有脱离它的框架，尤其是，他在追溯长篇小说体裁渊源时发现了民间笑文化现象，进而在法国小说中寻找根据，从思想根源上拓宽了小说研究视野，还为完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提供了可能：1963年修订再版时，他补充了第四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与情节布局特点”，认为复调小说体裁渊源于民间笑文化，是文学狂欢化不断演变的结果。 巴赫金虽然转向了语文学科，但没有忘记早年的哲学命题。不少论著中明显透露出哲学/美学的思考痕迹：“以普通的系统美学为基础，对诗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作一方法论的分析”[22](P314)；“获得认识和领会真理的独白形式，只是多种可能形式中的一种。这种形式出现的条件是：意识高踞于存在之上，存在的统一性变成意识的统一性。”[23](P103)20世纪30年代，巴赫金在全力完成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时，一方面表现出行文一贯的哲学思辨风格③；另一方面直接以哲学/美学口吻的大段讨论基本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文艺学与语言学紧密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尽管如此，在有关小说的讨论中也不缺乏哲学/美学思想，“巴赫金著作中的任何一个‘语文学意义上的’论断同时——而且是在同种程度上也是‘哲学意义上的’。”[11](P122)经过文艺学/语言学转向，巴赫金对哲学与语文学思想的相互转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用诗学形态实现哲学诉求，语文学与哲学的“交融”，既是巴赫金学术研究的个性化特色，也可以“诠释为那种‘哲学思想之新取向’的一个体现”，[1](P122)至少预见了人文科学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时代的到来。没有忘记哲学命题以及语文学与哲学的融合，可从其撰写于1941至1943年间的短文《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中得到印证。从内容上看，该文是小说理论的“哲学化”延续。据题注透露，手稿明显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阐发人文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后一部分结合拉伯雷研究，讨论“严肃性”及其与笑的关系，同样可归结为认识论问题，这也意味着巴赫金从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向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文中确定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24](P2)结合早期“存在事件”的哲学命题，可以理解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如何用表现与说话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说话与表现的存在由我与他人构成，与之最相近相仿的是与存在事件具有同构形态的审美事件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这大概是巴赫金愿意用诗学形态来实现哲学诉求的重要内因。 概言之，我们可以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论拉伯雷的狂欢小说、论歌德的教育小说的三部专著，还有论小说理论的著作以及探讨作为话语形式的言语体裁问题的未完成稿，看作是专论长篇小说体裁的一部大书，由三编构成，第一编是三个长篇小说家的个案研究，第二编是针对长篇小说体裁源流的历史诗学研究，第三编是为作为“言语体裁百科全书”的长篇小说提供语言哲学基础的语言学研究。这部大书的核心内容可用“审美事件”“长篇小说”“反独白思维倾向”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从哲学转向语文学，从存在事件转向审美事件，又把审美事件具体化为长篇小说创作，这是巴赫金为了摆脱独白思维倾向、求索反独白思维倾向的转折点。“笑—小说—对话”与“严肃—史诗—独白”构成了巴赫金考察文学史、思考小说理论的独特视角，这在讨论文学时空体结构时表现最为突出：现实的存在如何打破文学时空体中那些僵化不变的垂直的等级结构。巴赫金发现了对话与狂欢思维倾向，从而将傲慢(欧洲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倾向拉下“神坛”，以诗学理论预见并推动了多元文化的平等发展，易言之，文化多元、个性张扬、平等对话既是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与希望，也是巴赫金哲学—语文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钱中文用“未立体系，却自成体系”概括巴赫金的学术思想，用“开放的体系”解释这一体系。[22](序言P67)巴赫金一生都在“求索对话思维”[25]，在求索过程中剖析了相反相成的两类文化思维倾向，戈戈季什维利称之为“独白思维倾向”与“反独白思维倾向”。[26]具体来讲，巴赫金一开始试图构建自己的“第一哲学”，但不满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倾向(如致命的理论化)，于是着手寻找“反”独白的思维倾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揭示了对话思维，在探索复调小说话语的历史渊源、构建小说理论时发现其起源是一种独特的民间笑文化，论证了拉伯雷的创作是来源于这种笑文化的典型代表，将其定名为狂欢文化，从而提出了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进而探讨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开放的体系”实际上表现为一以贯之的哲学诉求：建构独白主义与反独白主义思维体系，它如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维体系，任何现实行为、文化活动、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等，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丰富、充实这个体系。发现这一开放的体系是巴赫金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大创造性贡献。凭借这份独特的贡献，他被认为是传统的学者，现代的、后现代的、后理论时代的学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赫金对小说理论的研究隐含着对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关系的思考，这足以引起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重视。在这里我们率先获得了认识艺术审美规律的一种新视角，对话和独白艺术思维此消彼长的变化，一方面会促进整个艺术生态合乎规律的调整；另一方面也会强烈地作用于思想界与现实生活。哲学与语文学的跨界研究，其理论价值有待进一步去挖掘，其现实意义有待在实践中去不断体认。不管学术思潮如何更迭，巴赫金将依然会被引为“知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