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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桃李芬芳 文学翻译激情澎湃 万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您投身于汉语教学和语言研究工作，并且编写了拉丁美洲第一部供母语为西语中文学习者使用的汉语语法教材——《实用汉语语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于汉语教学和研究，您有何深切的感受？ 莉莉亚娜：我在墨西哥教汉语已经30多年，主要是教墨西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这是一段神奇的经历。我觉得研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语言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了，而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没错，我们确实能够通过英语、法语甚至西班牙语来了解中国。但是，当你去了解一个社会时，除了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描述这个社会的，还需要知道这个社会里的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自身所处的环境。我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哲学的，是怎样用汉语来思考的。刚开始读中国哲学和文学著作时，我都是用英文读，直到后来才能用中文阅读。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只有读中文版本才能明白中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教中文非常重要。 我认识很多人，汉语说得很好，但是他们缺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汉语的灵魂。汉语有着3000年的历史——我指的是书面汉语——您想象一下它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所产生的丰富内涵以及它所具有的表现力。当然，要用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去学习一门演变了3000年的语言，是个很有野心的举动。然而，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我会始终努力去学习，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万戴：您曾表示，这些年来，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工作，让您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 莉莉亚娜：是的。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读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读了很多小说，但是由于我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多年来我都在犹豫要不要从事文字翻译。后来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把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翻译成西语，我很喜欢这篇小说，它很好地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存在的矛盾冲突，很有意思，也很搞笑。我对自己说：“好，我要把它翻译出来。”我把译文拿给墨西哥学院的几个同事看，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出版这篇小说——我生活的激情就此开始。这是迄今为止最让我激情澎湃的事情：文学翻译。 我也喜欢口译，但我更喜欢文学翻译。让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吧。我觉得口译会随风而逝——当然，它也有些许回响，会造成某些改变，有助于双边交流，也确实很重要。但是文学翻译则是用西语为墨西哥及拉丁美洲读者打开了许多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别样的中国风景。 我经常会思考，一个简单纯粹的墨西哥人，学生也好，从业人员也罢，他们通过何种途径去了解中国？我不觉得他们会一头埋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里去研究。我不是说这些数据没意思，而是觉得它不如一本好的小说有意思。小说除了向你描述中国、展示中国，还让你看到一门美丽的语言，向你介绍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你读着读着，就会突然意识到中国人和我们并无不同，跟我们一样思考着同样的事情，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去恨、去承受痛苦。尽管如此，我并不想说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我在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成西语时就感觉到了这种差异。 万戴：那么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文化差异，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莉莉亚娜：因为我跟中国打交道打了30多年，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出版之前，当我把译文给我那些不了解中国、和中国毫无关系的同事或朋友看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因此我意识到，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比语言要难得多，这就是文化差异。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词作为例子：旗袍。中国的旗袍非常精美，非常好看。但是怎么把它翻译成西班牙语？是将其翻译成“中国服装”，还是“一件……样子的服装”？需不需脚注？再比如中山装，怎么翻才能让那些不知道中山装的人看懂？是译成“毛装”，还是译成“孙中山的服装”？还有成语、谚语、歇后语和许多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表达形式如何处理？是用文学性的语言去翻译，还是用西方相近的概念来代替？如何解释这些西方思想体系中没有的理念？等等。总之我被这种文化差异吸引住了。有时候我在电脑前就像个疯子一样，面对这些难题，我异常激动，想着如何去解决它们。有时候我会想，应该简化，不应该在阅读中给读者制造这么多困难，但是接着我又会想到，读者有权利认识中国，有权利了解中国的不同之处，而我有义务让他们去接近中国，而不是尝试着让中国变得像墨西哥，恰恰相反，我要夸大这些差异。尽管有时我会为了阅读的流畅性和美感，为了故事本身而牺牲掉一些文化差异，但是我觉得世界有权利去了解那些让中国成为中国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