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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亚娜·阿索夫斯卡（Liljana Arsovska），墨西哥汉学家、翻译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生于前南斯拉夫（现马其顿共和国），后加入墨西哥国籍。她于1981年至198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后经继续深造，于2002年获该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莉莉亚娜投身于墨西哥汉语教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译介超过30年，编写出版了拉丁美洲第一部供母语为西班牙语中文学习者使用的汉语语法教材——《实用汉语语法》（2011），翻译和主持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集》（2013）、《我不是潘金莲》（2015）、《一句顶一万句》（2014）、《我叫刘跃进》（2014）、《极花》（2018）等文学作品。2014年，她荣获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她出生于文明璀璨的巴尔干半岛，现在却生活在瑰丽魔幻的墨西哥城；她的母语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汉语，却成为中墨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晤等重要双边活动的权威译员；她不是中国人，却在拉美高等学府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她将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成西语出版，让墨西哥及拉美读者领略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魅力。她，就是拉丁美洲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莉莉亚娜·阿索夫斯卡。 她如何与中国结缘？又如何在墨西哥走上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翻译之路？母语是马其顿语的她，为什么能在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切换自如？不久前，笔者通过社交网络，对这位传奇的女汉学家进行了采访。 18岁出门远行中国改变我的命运 万戴：您与中国的渊源很深，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呢？ 莉莉亚娜：长话短说吧。我那时候是一名出色的学生，读高中时我的成绩很好。毕业后，马其顿（当时还是南斯拉夫联邦的组成国之一）政府给我提供了一份去国外学习的奖学金，可供选择的国家也很有趣：英国、中国和美国。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总是吸引着我。我必须承认那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有关中国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毛泽东，他是20世纪最令人敬佩的领袖之一。在那个年代，全世界都对中国知之甚少，这就是中国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出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想去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我对美国从来就没有兴趣。英国呢，又太近了，而中国仿佛就是世界尽头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18岁的我在1981年到了中国。学校的人来机场接我，他们带我上了一辆红旗轿车，车窗上还有帘子。我来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它后来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 万戴：一位年轻女孩，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不是有些紧张和不适应？ 莉莉亚娜：我得承认，一开始我有点……想象一下吧，没人能听懂你的话，突然间你无法和别人建立起有效沟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在北语，外国留学生约有1500人，但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很少，甚至来自苏联的都不多。最初的几个月过得有点艰难。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大约三四个月后，我有了一点中文词汇的基础，生活就没那么困难了。作为学生，我有个特点：不怕犯错。因此，我会把当天学到的每个词汇都拿去实践操练。 当时，北语旁边就是五道口，但是1981年的五道口和现在的五道口完全是两个世界。我记得有个商店——只有这么一家商店，里面卖的衣服很少。我就去店里练习汉语。“这是什么？这是铅笔；那是什么？这是钢笔。这是蓝色的，这是红色的……”迄今为止，中华民族都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族，非常乐于帮助别人。我记得商店里的店员或是街道上的行人，他们会怀着极大的耐心去听我错误的声调、错误的发音，给予我帮助和支持。 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有了更多的自信。另外让我永生难忘的就是老师们的热情，他们犹如我们的父母。比如，我因为冬天太冷，偷懒不想起床而没去上课。到了中午12点，老师就会来到我的宿舍，然后说：“莉莉亚娜，你为什么没上课？我来给你辅导，我们今天做这个、那个……”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么被照顾、被关心，你会是什么感受？我那时很年轻，并不觉得我有多么思念我的父母，因为这些老师很好地代替了父母。我记得每年春节，老师都会在他们家里组织聚会，邀请学生去，然后教我们包饺子。老师的生活条件实际上并不是很富足，他们的住所很小，但是非常温暖，并且永远对外国学生敞开大门。我在中国待了4年，1981年至1985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非常宝贵。 万戴：真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您在中国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有了一段个人体验。您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 莉莉亚娜：当然了！说到这儿我必须给您讲个故事。其实我是一个很开朗很友善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寻找跟外国人、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学校里有很多中国男生和女生学英语、学西班牙语，我特别想找一个中国男友（笑）。但是，怎么说呢，可能是语言原因吧，也可能因为中国人那时对外国人并不是很放得开，我跟北语的中国同学建立关系就没那么容易。 但北语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他们之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墨西哥人小团队。您知道中国对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是非常赞赏的，因为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中国伸张正义，并较早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当总统时成立了一所很有趣的学校，好像是叫作第三世界研究学院（莉莉亚娜指的可能是“第三世界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作者注），他支持墨西哥的年轻人去中国，这非常有趣。尽管在1981年的北语，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多，但是却有大约30名墨西哥学生。其中有一名青年叫罗贝尔托，他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医科生，受墨西哥政府资助前来中国，还拿到一份中方的奖学金。他是来学习中医的。我们认识了，但我那时完全不懂西班牙语。刚开始的时候，我跟罗贝尔托的交流基本上是用中文。我觉得这也是我学汉语学得比别人快一点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我对用中文交流有很大的兴趣。 于是，手里拿着一本汉英西词典，我跟他就能磕磕巴巴地交流。罗贝尔托成了我那4年的男朋友，现在是我的丈夫和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中国之于我，无论是个人方面，还是工作方面，真的给了我一切。那段经历不仅让我在墨西哥有了家庭，还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语言工具——中文。 我现在生活在美洲大陆上。我虽身在墨西哥，却仍然和中国人共事，研究关于中国的东西以及属于中国的东西。我在私人生活和工作中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不热爱中国就是不热爱我自己，因为归根结底我是中国的产物。 万戴：您这种与中国之间无比深厚的关系，对您的孩子和家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莉莉亚娜：我的丈夫是一名中医，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律师，在墨西哥工作，会说一点中文，去过很多次中国。小儿子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完了本科，之后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研，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去了福州，现在厦门工作。他已经在中国待了7年，还有了一位中国女友。我感到难以置信，我问他：“伊万，你什么时候回墨西哥？”他说：“不回去了，妈妈。21世纪是用来待在中国的。”（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