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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顾问。他于1939年在北京市出生，祖籍河北昌黎，高中毕业保送至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0年调入西班牙语专业，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被送到智利公费留学，1966年回国，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赵德明教授一直致力于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译著数量十分惊人，是巴尔加斯·略萨、罗贝托·波拉尼奥等多位重要西葡拉美作家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并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1989）、《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2003）、《巴尔加斯·略萨传》（2005）等专著。 他是中国著名的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译著总量超过100部；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以巴尔加斯·略萨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编选了中国第一部《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是新时期致力于译介拉美文学的先行者之一；莫言等中国作家坦承深受其译介的拉美文学作品的影响，由此开启想象力的阀门；他的写译人生与新中国同步，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就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活力四射、激情澎湃的翻译家。 少年读书狂“误打误撞”与西语结缘 访谈人：据我们所知，您是新中国学西语、教西语并从事西语文学翻译和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但最初您并不是学西语的，说起来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赵德明：我跟西语结缘，和西语语言文学结缘，有着“误打误撞”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我是随着时代走、随着国家的需要走、随着党组织的安排走。 我上中学是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现在叫汇文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时我被学校保考（就是学校带有保送性质地送学生进入大学，但是需要有一个单独加考）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学习。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法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因为我中学6年学的是俄语，读过大量苏俄小说。二十六中的图书馆特别丰富。在借书高峰时，我帮忙站柜台，帮管理员干活，于是得到了一个优惠：别人每次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别人阅读时间是10天，我可以是三周。当时我读书真是痴迷了。痴迷到什么程度？我从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回家，一路上我仗着路熟，就捧着书一边看一边往前走，穿胡同、过小巷，一直走到东便门外的家。 那时候，我正是十几岁这个年纪，就像海绵吸水似的，幸福感特别强。后来我读到一篇巴尔加斯·略萨的散文，说马德里的一个老公务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离开家去上班，这一路上也是捧着书。他喜欢读各国文学，一路上，他的心远离了马德里那喧嚣的车水马龙，飞向了俄罗斯大草原。这让我很有共鸣。 访谈人：您的阅读爱好，对您的大学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何后来从法语改学西语？ 赵德明：进北大读法语时，我从高中开始对文学的喜好还是延续下来了。北大法语课最早就是教语音语调，内容不多，但有很多练习。我觉得那点发音道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课后，别的同学都很认真地做练习，拼命地练法语，而我就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文艺部里埋头阅读。 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了。1960年，古巴和中国建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当时急需一批西语人才。这个时期西语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北大按照国家的要求，准备开设西语专业。生源一方面从社会上招，另一方面也从法语专业里调了三个人：赵振江、段若川，还有我。调我们三个人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将来走向社会，而是为北大建立西语专业教研室服务。 说老实话，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情愿的。其实我学法语也不是很情愿。然而，当自己的兴趣与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时，我是一直服从国家需要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信念。 访谈人：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了留学生涯？ 赵德明：1963年大四夏秋一开学，学校党组织就找我谈话，说准备送我出国，派我先行集训。集训地点在北外的出国部，我就到那里报到。北大第一批就派出了我一个人，第二批又派了徐世澄等几位。 这第一批里的12个人，组成了一个出国临时支部。我是支部委员，领着大家伙儿置装、学习、培训，忙了两三个月。培训快结束时，接到通知说这批12个人里，走11个，留下赵德明另有任务。等他们都走了，组织再次找我谈话，说准备派我去智利。之后，又从外交部来了一个干部叫丁永龙，我们两个人一起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办去智利的手续。 办完手续后，我就和丁永龙出发了：先坐火车到莫斯科，之后是捷克，再到瑞士，然后从瑞士飞巴西，从巴西到阿根廷，从阿根廷飞越安第斯山，最后才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留学体验和《马丁·里瓦斯》翻译 访谈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留学，您有着怎样的特别体验？ 赵德明：我们的飞机降落以后，很快就有人来接。我们住到了新华社驻圣地亚哥的办事处，第二天就开始联络。将我们推荐到智利大学的那位重要人士，是当时的智利副总统。他曾访问过中国，并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可以派两个人到智利留学，并由智方提供奖学金。我们留学的单位是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我选的课程是语言、文学、历史、地理。 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一定要学到最好。就这样，我们入学了。说老实话，开始时，我听课非常费劲，因为北大学的那点东西在国外远远不够用。这个课不是专门给我们开的，是正规的高校课程；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要求还很高。同班学生主要是智利人，也有部分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给我印象最深、让我受益最大的一门课叫“恢复性语法”，授课教授叫安布罗西奥·拉瓦纳莱斯。多年后，我买了一本《美洲西语大辞典》，编委会里还有他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激动。 我们听课比较吃力，理解也十分困难，心里都很着急。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录音，然后把录音听写出来，让助教给我们辅导。最后，我们打印出来西语版本，再请助教给改一遍。这位助教态度认真，对我们也特别重视，又让教授看一遍，教授在字里行间作了修改。如此一来，就变成一本像模像样的语法教材了。 而到考试之前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拼命背书，因为是字面阅读，就好懂一点了。考试时大家按照名字顺序排好队，抽签考试。我抽到的题目正是我认真背诵过的内容，我答完了以后，考试委员会的四个老师都点头笑了。于是，他们打分，当时是10分制，他们给了我9分，是班里的最高分。出去后，班长问我：“赵，你得了多少分？”听完我的回答和我对问题的解答之后，所有同学都为我欢呼了起来。 这件事很轰动，对我们后来站住脚、避免警察的监视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当时智利方面提供奖学金，也给点生活费，我省下钱买了很多书，总共有好几百本。但快回国时接到通知，说没这笔钱海运，最后我只能拿皮箱装了十几本最重要的书，剩下的只好送人，留在那儿了。都是好书，太可惜了！ 访谈人：您带回来的书里有智利作家布莱斯特·加纳的《马丁·里瓦斯》吧？ 赵德明：对。我的智利老师推荐过这本书，我自己也通读了一遍。它为什么打动我？一是故事本身，是马丁·里瓦斯那股好汉劲儿；二是这部作品系智利文学左派向中间派、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向的代表作。作者是智利驻法国的一位武官，因为受巴尔扎克影响，开始撰写属于智利的小说。所以《马丁·里瓦斯》有于连的一些影子，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品里人物的一些影子。而具体到故事情节，又完完全全是智利的故事。这就让其成为智利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访谈人：从智利回国是哪一年？ 赵德明：1966年3月，我回国后正式在北大留校任教。但是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北大就开始乱了，后来课也停了。我想搞点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同行听说我回来之后，希望我能翻译一些拉美文学作品，我就翻译了一批短篇小说；他们也希望我搞一点拉美文学动态，约了好些篇。当时真是有一番新的计划，可什么都做不成了。 等到70年代“文革”转向，要求老师们都得去五七干校劳动。我还年轻，干点活也不算什么，就依照学校安排去了江西劳动。我去了半年，这段日子里，除了下地种点水稻没别的事情。我悄悄地带上了《马丁·里瓦斯》原书，用《毛主席语录》盖着，下面垫一本练习用的笔记本，开始着手翻译。最后那个本子让我翻得老厚了。 回到北京之后，北大慢慢开始复课、招生，那时候就有点事干了，时间也多了，就开始继续翻译。差不多到1978年吧，这本小说就翻译完了。翻完之后，书稿就放在了那里，直到1981年6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