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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多种语言研究中国是一种优势 万戴：您在中国的学习始于汉语，止于一篇写得很棒的有关《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为什么会选择《红楼梦》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 莉莉亚娜：在马其顿上初中和高中时我就很喜欢读书。我一直觉得书是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之所以选择《红楼梦》，是因为一位女教授在中国文学课上谈到文学经典时，特别强调了这部小说。而在去中国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我记得教授在讲这本书时非常细致、非常虔敬，她讲得是那么动人，以至于我对自己说：一定得读读这本书。于是我就用自己在北京学了三年的汉语水平开始读《红楼梦》，结果读起来异乎寻常的吃力，一页要读好多遍。我一趟趟地去找教授，让她为我讲述、解释。 对我来说，《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一本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了中国的两大基本构成：家和国。阅读《红楼梦》就是一个理解中国家庭是如何运转的过程。《红楼梦》里有很多人物：大姐、二姐、三姐、四丫鬟、母亲等，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称呼。它向你讲述一切、解释一切。对于外国人来说，其感知能力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理解《红楼梦》一点都不容易。比如说，我花了好多年才明白，中国家庭的等级观念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称呼来体现。比如，老三显然要服从老二和老大，却可以对老四和老五施加权威。但是在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就很难理解这点。这本书也向我们讲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我了解到中国人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感情的，跟西方人的做法十分不同。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性情的另一种对比。 《红楼梦》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的作品，因为每一遍阅读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认识、一种细微的不同。这是一部屹立在文学之巅的作品。把《红楼梦》翻译成任何一种外语都实属难事。之所以难，并不是因为语言，而是蕴含在作品中的文化差异。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我会感到困难，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中国的古文不仅优美，而且在语言学结构层面上很有象征感，这里面大有学问。 万戴：您是一名居住在墨西哥的欧洲学者，在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个人经历和学术经历对您起了多大的帮助？ 莉莉亚娜：就像您所说的那样，我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汉语，而是马其顿语。马其顿语并不属于罗曼语系，它跟汉语或西班牙语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但我出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起那些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半球的人们，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我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我并不需要看很多注解，而对于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法国人来说，很多东西就需要向他们解释。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个人阅历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它让我能够认识多个不同的世界：认识巴尔干半岛——我来自那儿；认识拉丁美洲——我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了30多年；认识中国——我曾在那里待了整整4年，离开后还经常回去。 当然，西语不是我的母语，在墨西哥的最初几年，这确实是一个障碍。但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和不懈的努力，以及长期阅读西语、用西语工作，我现在觉得运用得很自如，这让我在职业和学术生活中能做很多事情：教中文、研究汉语，把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成西班牙语。所以我认为，身为一个马其顿人，生活在墨西哥，借助多种语言研究中国是一种优势。 万戴：您的身份很特殊，不仅是学者，还是墨西哥最重要的中文译员。 莉莉亚娜：我是从口译开始做起的。1988年开始，我偶尔会做些同传和交传。到了199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当时墨西哥会说汉语的人屈指可数。就这样，命运把我放在了这条道路上。 我承认自己第一次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做翻译，紧张得要命，当时我也就翻译出了40%—50%的内容。然而，正是这独一无二的经历，使得我在之后的日子里，给迄今为止所有的墨西哥总统都做过翻译。我也曾有幸近距离地接触过中国各届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很多国务委员等。在我30年的口译生涯中，墨西哥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墨西哥领导层对中国始终抱着一种赞赏的态度，直到现在两国关系都很不错，对于一个译员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