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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陆陇其与吕留良 把陆陇其与吕留良作一个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陆陇其比吕留良小一岁多，“先生于晚邨出处虽不同，而任道之心则一，恃为辟邪崇正之助”(41)。在不遗余力地尊朱辟王上，陆与吕可谓并肩作战。但吕为早慧，而陆则晚成。吕留良13岁即组织徵书社，顺治十年，25岁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27岁开始了他的八股文选家生涯。陆陇其直至康熙五年，37岁始领乡荐。41岁捷南宫，会试中式第35名。当吕留良作为八股文选家而名满天下的时候，陆陇其还在奔波于权贵之家坐馆。康熙十一年，两人初晤，吕即对陆“从容指示”(42)。吕留良去世后，陆陇其在给其子吕葆中的信中说：“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耳。”(43)吕留良于康熙五年因拒岁试而被革去秀才，康熙十七年又拒绝鸿博之征，后竟削发为僧。陆陇其虽于28岁应乡试下第，但他更加发愤研读《大全》诸书，走完了举人、进士的科举历程。两人对儒学都有深入的体悟，也都以探寻孔孟正脉为己任。但吕留良长期作为时文选家，直接面对士子的科场实战，他的选题和评点姿态，时刻贴近应试士子的需求。他的墨选集如《庚子程墨》、《十二科小题观略》、《江西五家稿》等，都是颇具实战意味的书名。至于《晚村四书讲义》，则是吕留良死后，吕葆中在陆陇其的鼓励鞭策下编辑刊行的结果。陆陇其则主要致力于《四书讲义》之类的儒家元典之解读。其《一隅集》实为不得已之作。当他听知周好生将把他的手稿《八科问答》附刊于《一隅集》之后时，他赶紧叮咛：“万祈为之藏拙，不可画蛇添足也。”(44)可以说，《一隅集》是给“高才”考生看的，而吕留良的墨选则是给千千万万应试士子临场实战看的。这或许是《一隅集》虽经多次重刻而最终仍被那些“干禄”鄙书所淹没的原因之一吧。 在具体的批评旨趣和形态上，陆陇其与吕留良也是各有特点的。与吕留良一样，陆陇其也是“义”“法”并重的。吕留良说：“非谓可以无法也。法从理生，即虚神语气亦从理生。理不足而单论法，此时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尽，此古人之所轻，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45)相比之下，吕留良更重义理脉络之串讲推衍，陆陇其更着力于文理脉络之梳理条析。比如对于唐顺之的《克伐怨欲不行焉章》，两人的评点都各有其独特之处。该题来自《论语·宪问》第二章：“‘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朱熹说，能克制好胜、自矜、忿恨、贪欲四者，还不能算是仁。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有人问：“让这四者不发生作用，这不能算是仁。但这难道不也是克己求仁之途径吗?”朱熹回答说：“去一己之私以复礼，私欲就不能存在，天理的本来面貌也就恢复了。”(46)指出只是制止四者不发生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拔去病根。强调了克己复礼的重要性。唐顺之的破题是：“贤者以制私为仁，圣人所以抑之也。”(原宪把制私当成仁，孔子则因其并未釜底抽薪地去私而否定他。)然后以“仁者”与“不仁者”、“克伐”与“怨欲”对举，形成八股的主体部分。对于此文，吕留良重在义疏：“‘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净尽，而后天理流行。……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则其根荄隐伏于中，而天理反强制于外。……细玩通篇曲折剖析处，真是滴水滴冻。”(47)陆陇其对此文的文法与义理都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开讲先将‘仁者’、‘不仁者’两路说明，则克、伐、怨、欲不行所以胜于不仁、而未得为仁者，已晓然矣。此是题前总发所以然之故。”所谓“题前”，即此章之前的“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48)即唐顺之此文开讲部分，所谓“今夫仁者宽裕温柔，本自无所克伐；而不仁者矜己夸人，则有是而必行焉者也。仁者，不忮不求，本自无所怨欲；而不仁者恣情徇物，则有是而必行焉者也”(49)，这是题前总发。对于这种写法，陆陇其甚为推许，认为它是文思灵动的表现。 唐顺之制义的一大特点是“大开大阖”。陆陇其以此文为例而进行更加细致的剖析：“今以此文观之，通篇俱就‘不行’处说。而开讲先将‘仁者’‘不仁者’形起，此是一篇大开阖。要说宪之未识仁，先说宪之能不行；要说不行所以未得为仁，先说不行所以为难，此是逐段开阖之法。要说有克伐，先说人心惟无所克伐；要说防其溃，先说天人交战；要说潜滋暗长，先说藏蓄不化，又先说非必人欲横流，此是逐股内开阖之法。”(50)点明了全文的大开阖、各段之间的开阖、各股之内的开阖，由此去揭示唐顺之制义“意思周密”(51)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王应奎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州、万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52)尽管曾为黄宗羲等所薄，但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吕留良的重要性已被当今学界所高度重视。而陆陇其作为制义评选家的另一类型，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研究。尊孔崇经、尊朱辟王，是陆陇其制义批评的基本立场；由“义”取“法”，以“法”见“义”，是陆陇其制义批评的重要特点。在清初“醇雅”文风的建构上，在“义”“法”并重的批评实践上，其《一隅集》乃是桐城派之先声，应在八股文的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53)陆陇其的《一隅集》应即属于此类“深于文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