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59年创建《明报》，从此每天一篇社论，对时局变化之预测，无不精准，观风云于未动，料巨变于未然，令人啧啧称奇。何以神奇若此？金庸解释：“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
     《资治通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编撰此书，是教给皇帝治国之道的——说到底，其实讲的是管理。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从茫茫史海中择取经典案例，让日理万机的皇帝能快速洞悉历朝历代在国家管理中的损益，从而把握管理秩序是如何建立、运转与失灵的。虽然卷帙浩繁，可这实实在在又是一本管理学的速成教材。
     吾友宋守山，本科学中文，硕士读经济与管理，精研传媒，好读史书。闲读《通鉴》时，被他看出历史与管理交合的枢纽，奋然提笔，积数月而成一书，名为《资治通鉴管理日志》。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一本管理学的速成教材，那么《资治通鉴管理日志》可以算是这本速成教材的精编本。司马光以如烛之目从浩若烟海的史料里海选出的案例，宋守山再度遴选，敲定与当代商业社会共通性最强的二百余例，逐条解读、分析，从管理学角度给出言简意赅的建议，既易懂，又实用，适合置于 案头、枕侧，每日闲暇时读上几则，当有进益。
     《资治通鉴》不在二十四史之列，却比它们更具管理学价值：编修《春秋》的孔子、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创作《汉书》的班固等人，骨子里其实都是学者，谈起 治国，虽也可侃侃而论，但难免有些隔岸观火之感；唯独司马光，宦海沉浮，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实打实的政治家与管理者。
     史学家唐德刚一样对《资治通鉴》推崇备至，说：“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鉴》既是诸史精华之荟萃，则 《通鉴》也是通向一切诸家经史子集的总枢纽；掌握此一家，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脉络畅通，无往不利。”这段话其实在说一个“道”字，道为何物？天地 万物运行的规律，也可以说通晓万事的密码，对于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资治通鉴》堪称一册洞察世情的密码本，读懂了这个密码，不敢妄言无往不胜，多少会有 事半功倍之效。
     又拿金庸来讲，他直言对他一生最具影响的书正是《通鉴》，往往躺在床上休息时，信手拈来就看。他用《通鉴》给予他的敏锐眼力书写时评，令《明报》声誉大振，《明报》的发行量在1968年迅速突破12万份，以后稳定在10万份左右。这不正是独具慧眼的金庸从《通鉴》中读出的商机？
     如今这个浮躁的年代，或许少有人会有时间、有闲情去啃完数百万字的《资治通鉴》，宋守山的《资治通鉴管理日志》一书此时便体现出价值来：轻阅读，也可有大收获。所谓开卷有益，说的就是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