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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隅集》的主要特点 (一)“就文词章句之末而推极于身心性命之际” 作为一位终生以“接孔孟之真传，绍程朱之正脉”为使命且身体力行的理学家，陆陇其之编选先辈制义，虽出于“课儿”之初衷，但把理学的信念、把科举的真正目的贯彻到选评中，则是他始终不渝的立场。陆陇其说：“制义者，所以发挥圣贤之理也。能言圣贤之言者，必能行圣贤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托之民人社稷，则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是取制义之意也，是五六百年来所以行之而不废也。”(23)陈用光说：“国家以四子书命题取士，盖导以庸行庸言之谨，而勖以温故知新之业。士修其业，宜皆能励实学以应上之求矣。”(24)“学莫先于穷经。《四子书》，穷经者之所首务也。国家取士，沿前朝旧制，以《四书文》觇学者之藴蓄。”(25)由科举之文进而求于经史之贯串，以穷经为致用之本。这是宋代以来经义考的根本目的。 凡例中的“论文体”，既是论文章体裁，如议论、叙事、辞令、诗歌，更是强调了制义的“尊体”问题，即认为文章乃义理之载体，“不得仅以辞章目之者”。陆陇其认为，时文也是“文之一体”。这种文体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的功能是“代圣贤口气发挥义理，束学者心思于规矩绳墨之中。比之传注，体异而功同。……若不合圣贤义理而徒以夸多斗靡为能事，亦安用此哓哓者乎”?(26) 隆庆、万历文风虽经天启、崇祯间艾南英等人的力挽狂澜，但至康熙间依然成为陆陇其所面对的问题。他说：“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此今日莫大之弊。”(27)他认为要扭转这种鬼怪百出、故作新奇的文风，最好的办法是“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一切以濂洛关闽为规矩。“三十年前”正是明末。故此书所选，起自岳正、王鏊，终于明末，均为明代的八股文家。 八股文的一般结构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大结，这是一般的应试士子所熟知的，但仅仅符合这个一般结构(所谓“正格”)，却不能保证可以把八股文写好。把八股文的写作理解为“八股”形式的完成，或者理解为把四书“讲章”教条填入“八股”形式，都绝非时文高手。八股文虽为诸多明清文人鄙弃为“举子业”，但其体不卑。要写好八股文，首先要尊体。要尊体，就得推重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基本功能；要准确地代圣贤立言，就必须对圣贤的经典有着深入透彻的理悟。这种感觉理悟不仅决定着八股文的思想的正确性，也影响着八股文整体脉理的设置、基本义理的推演之合理与否。八股文的根基是经学，而不是文章学。 科举的思想核心是经学。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往往是三场只重首场，首场即经义考。对于首场的七艺(《四书》三篇，《五经》四篇。乾隆二十二年后，首场为《四书》三题)，有死记讲章而侥幸及第者，但真正能高占鳌头者，必是对于经学有着精深的体悟。与古文相比，八股文结体偏小，风裁矜整，故用法甚严。应试者的“肖题”、“审脉”功夫，决定了整篇八股文的境界与形态。“肖题”、“审脉”功夫则由应试者的经学功夫所决定。 八股文题是由《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中取其片断(或一字，或数字，或一句，或数句，或一节，或数节，或全章)而成的。所以任何一道八股文题都是某一整体的局部，某一座冰山的一角，是豹之一斑、鸟之一羽。不了解整体，便无法明白局部。这一特点形成了八股文在写作上和审美上的一系列特点。以王鏊的《有朋自远方来》为例。此题来自《论语·学而第一》，全章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心是论“学”，而以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这一章的理解，即使是理学家之间也大不相同。作为专门应对科场各类题型的专书，张鼐编纂的《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对这一章的理解是：“此题只重‘学习’二字。下二节正是‘学习’处。盖朋来而乐，含有多少规戒在；人不知不愠，含有多少曲成在。圣人所谓学习，大都不出此二义。若无朋必孤，若愠动与人隔绝，又何处说得学字上。作者体此意敷衍，便是元魁局面。”(28)这样的理解离程朱之注应该说是有相当的距离。王观涛说：“圣人一生只是个‘学而不厌’。”(29)张彦陵说：“工夫全在‘时习’上。”(30)也不够具体。吕留良则说：“‘学’字训效。朱子谓所包甚广，兼学、问、思、辨、行五者，未尝专主读书而言，读书乃学中一事耳。时解每以稽古弦诵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辟为词章训诂之学，而阳明反以此诬朱子者也。”(31)把“学”理解为“读书”，或者理解为“稽古弦诵典籍”，这种理解太狭隘。如果以吕留良的这种理解去展开诸如《学而时习之》或《有朋自远方来》之类的题目，从学、问、思、辨、行五者去展开，写出来的八股文必然又不同于王鏊此文。 王鏊的八股文题选取的是此章的中间一层“有朋自远方来”。他的构思必须以对全章的理解为基础，以“学”为中心。关于此章，朱熹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又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将以行之也。”学的目的是最终使自己成为君子。由程朱之解释，则此题之展开应由学而时习之、学得之先觉(师)、善及于信从(友)、成己成物而为君子。王鏊此文正是由此理路而展开。 程子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句云：“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王鏊此文破题即曰：“即同类之信从，而学之成物可知矣。”然后是起讲：“且天下之德，无孤立之理。君子之学，有类应之机。学而至于悦，则所以成己者至矣。岂无所以及物者乎?”陆陇其指出，这开讲四句，“只是泛以理言，在题之前”(32)。这种不“包完题面”而能“瞻前顾后”的灵动方式得力于对全章及程朱注解的全面理解。 陆陇其的文后总评是：“朋自远来，此是题面。幸先觉之有人，幸同志之多助，故来。此是所以然之故。人性之善，人心之同，又是所以幸先觉、幸同志之故。作文须如此一层进一层。先言自淑，后言自成。先言意气招来，次言风声鼓舞。俱是一浅一深。上言先觉，则接云兴亲炙之思。先觉亲炙，俱是以师道言。上言同志，则接云有聚乐之思，同志聚乐，俱是以友道言。下字皆有斟酌。师如夫子于七十子，友如夫子于蘧伯玉、左丘明。此作手法最高。”(33) 在评点的过程中，陆陇其对先辈的范文，有时会揭其微瑕。这种指瑕同样建立在对儒家元典的完整深入的理解上。对于王鏊的《有朋自远方来》，陆陇其指出其微疵：“据《大全》朱子，‘朋来’乃是从‘学’‘悦’后进一层境界，故曰：‘此学之中也。’今此文落题曰‘今惟学而悦也则’云云，是竟将此节作‘学’‘悦’之效验，无进一层意矣。不无可酌。” 通过对文法的条分缕析去完整而有机地呈现制义背后的经义系统，是《一隅集》的一大特点。 (二)以“法”为筌 《一隅集》之选评，本为导初学者以路径，故细致解构原文、揭示文脉、辨析字句，从而还原先辈作文之文思，指明得失，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隅集》的制义文法论的一大特点。 在编选《一隅集》的前一年，陆陇其编选了《战国策去毒》以授定征。书名为“去毒”，有其特别的含义。陆陇其说：“右《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渐染者鲜矣。……余惧其毒之中于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读者，指示其得失，使学者知其所以异于孟子者，庶几哜其味而不中其毒也。”(34)一方面视机变奇巧为“毒”，另一方面则明知有“毒”，还是要把它作为儿子的启蒙读物。可见陆陇其对“文章之奇”，对“机变”之法的情有独钟——非奇变不足以开文思。这也是他在《一隅集》里选入许獬等人之文的原因所在。高嵣说：“文至隆、万，变化、治之老法而行之以机，变正、嘉之朴实而运之以巧。竞尚圆熟，日趋凌驾。虽提挈起伏、向背往来之势灵密有加，而气体颓靡。以是为文之衰也。论者谓田(一儁，隆庆戊辰会元)、邓(以赞，隆庆辛未会元)开于前，冯(梦贞，万历丁丑会元)、李(廷机，万历癸未会元)踵于后，以致愈趋愈下。然定宇、具区皆卓然名家，但骨力坚凝，少逊前人。田、李虽精实不逮，而局格自落落大方。以后之滥觞日甚，而遽归咎于前人，似亦过矣。万历自壬辰而降，宣城以穿插纤佻为巧，同安以排叠凌促为工。一时靡然从风，真气销亡。”(35)同安即指许獬。陆陇其把这批人(除田一儁、汤宾尹外)的制义选入，不因人废言，正是看重其文之奇变与局法。 《一隅集》主要从三个方面去阐发制义文法：篇章论、字句论、大结论。 关于制义篇章。陆陇其指出，制义诸股的结构不拘泥于八股，而取决于题型。科举之文之所以称为八股，是因两截题之题型决定的。“题有两截，非上下各自发明，则题意不出。”(36)上、下两截，各发两虚两实四股，则为八股。如果是一句题而用八股，由虚渐实，则称为“一滚格”。二句题和三句题，则用“两扇格”、“三扇格”。而对于全章题，则用“随题挨讲之格”。 明白题型之格，这是审题中的关键一步，陆陇其的评点多有点明。如对于王鏊《邦有道危言危行》一文，陆陇其指出：“此是一头两脚之格。上截作四小股，下截作两大股。下截即两扇体也。”(37)《子曰吾之于人也章》是“下原上格”，即上下两节为因果关系。对此种题，“作者只就题面挑剔明白，不必更推所以然，而理自精妙”。(38)他说：“先辈于一头两脚之题，必于前一截作四股，后一截作二股。此定格也。”(39)这是八股之变格。 各股有各自的功能。起股的功能是承上敷衍，中股正面敷衍题目，后股则别起峰峦，另生意见。陆陇其强调各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把机械拼凑四大块之文称为“四橛”：起讲、起股、中股、后股各为一橛。“八股之文譬如画人，首自首，足自足，各从其位，不相混也；四橛之文如聚首足于一处，颠倒重复，不知其为何物矣。八股之文如一身之气脉，周流贯通；四橛之文则头目之气不贯于手足，手足之气不贯于心腹。”(40)强调的是八股文结构上的生命化特征。 关于字句论。陆陇其除了强调“作文用字用句必有根据，非六经、《语》、《孟》及经周、程、张、朱论定之语，不可轻用”之外，还特别提出八股文语言的雅俗问题。既应避六经字句之古奥，又不可用宋儒之俚俗。比如对于冯梦祯《管仲之器小哉章》，文中有“虽挥霍有余，其底里可窥也”、“虽勋猷烂然，其边幅易尽也”等句，陆陇其认为“挥霍”、“底里”、“边幅”等语近于俚俗，是不可取的。 关于八股文的大结，由于曾有不肖之徒在大结中暗藏关节以作弊，康熙初年科臣遂建议取消大结，康熙六十年更是悬为禁例。陆陇其认为大结不可废。制义各部分有各自的功能，八股部分是“代圣贤口气”，而前之破、承，后之大结，都是作者自己口气。作者如有精辟之论，当然不能在八股部分混入代言，故必须于八股之后的大结发之。陆陇其此论被后来的唐彪、梁章钜所接受。钱振伦则认为，今人忿语鄙谈，喧嚣盈幅，若令再作大结，岂不是横议泛滥!钱振伦此论显然是为了迎合现存体制，而不具说服力。 在具体的评点中，陆陇其还提及“正题先反之法”、“由宾及主之法”、“由虚渐实之法”、“由浅及深法”、“两股开阖之法”、“股内开阖之法”、“作文对股法”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