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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上的精神气质与基本评价 几乎所有真正伟大的男性作家，都是具有双重气质的作家，也就是说，既要有男性气质，又要有女性气质。所谓男性气质，是指一种精神气概，一种刚性之美；所谓女性气质，是指一种情感态度，一种柔性之美。“无情未必真豪杰”，没有柔情和女性气质，一个男性作家注定不是一个精神健康、情感丰富的好作家。看看《史记》里有多少慈母般的“不忍之心”，看看杜甫的诗里有多少温情的泪水。 温柔多爱，始成文学。女性气质是人类文学的重要气质，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主宰性气质。在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身上，总是表现出女性般的温柔和细腻，表现出对生活的充满诗意的热爱或感伤。俄罗斯文学的很大一部分魅力，就像《牡丹亭》和《红楼梦》一样，来自它的美好的女性气质，来自女性才有的温柔和妩媚。 赫尔岑是男性气质的作家，也是女性气质的作家，尽管后者所占的比例不如前者那么大，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有这三分之一和没这三分之一，却是大不一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德林就属于女性气质太少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气质过度男性化，都属于“单向度”和“硬美学”性质的，显得有些简单、粗陋和僵硬，甚至显得有些装腔作势，令人生厌。比较起来，赫尔岑的文学气质，就更成熟一些，更复杂一些，更具有美学的魅力和伦理上的感召力。 赫尔岑的文学气质，由两个层面构成：在处理自己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叙事内容的时候，他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温柔的女性气质，但在面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政治冲突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刚猛的男性气质——撞击性很强的修辞和语调，仿佛浩荡的流水，仿佛爆燃的烈火，自有一种不可羁縻的力量；敢于挺身而斗的反抗精神，则显示着一种高贵的自由意志和公民精神，提高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俄罗斯作家的道义水准。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最高统治者尼古拉的厌恶，经常用不留情面的讽刺语言表达对这位沙皇的鄙夷。 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人的不反抗性格非常不满，尖锐地批评说：“我们俄罗斯人存在着对力量的恐惧，存在着永恒的怀疑，以为所有力量都来自魔鬼。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是不抵抗主义者……应该具有坚强的精神，不怕生活的恐怖和考验，接受不可避免的和净化的痛苦，与恶作斗争是真正基督教意识的绝对律令。俄罗斯人最需要的是这种性格锻造。俄罗斯的仁慈经常变成俄罗斯的无个性、意志薄弱、被动性、害怕痛苦。这是一种消极的仁慈，总是准备退让和献出整个价值，它不能被认为是一种高质量的东西。存在着积极的仁慈，他一直坚持着价值性。应该呼唤这种仁慈。在生活的痛苦和残酷性面前，需要反对使人软化和柔化的恐怖。”(109)其实，他完全可以拿赫尔岑来做正面的典型和学习的典范。毕竟，在俄罗斯，像他这样的“具有坚强精神”的、“不怕生活的恐怖和考验”的、终其一生都矢志不渝的“抵抗主义者”，并不多见。赫尔岑甚至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具有敢于向生活说“不”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中的女奴演员阿尼达，就是一个很有血性的人，宁死也不向公爵的淫威低头。她说：“我不怕他，我就预备死在这间屋子里，绝不向他请求什么。这句话我也一定要实践。”(110)她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就是赫尔岑所赞美的道德和性格。 赫尔岑是一个具有思想家修养的人，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高尔基甚至认为他是“俄国第一个思想家，在他之前从未有过谁这样多方面地、深刻地观察过俄国生活”(111)；“赫尔岑包含了整个米海依罗夫斯基，赫尔岑提供了民粹派的一切基本前提——在整整五十年前，凡是在俄国社会出现的思想，这个人没有不知道的……他自成一个领域，一个思想非常丰富的王国。”(112)然而，更为重要的，他还是俄罗斯第一流的作家和批评家。 他有第一流的鉴赏力和批评能力。在他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纯粹的心灵活动”，所以，不能像德国的戏剧理论家勒瑟尔批评莎士比亚剧作那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泼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113)。也就是说，具体而鲜活的感受，是文学批评的根本特点；一切丧失了丰富的感性体验的批评，本质上都是反批评的。他熟知俄罗斯文学，也了解世界文学。他准确地分析和揭示了普希金、果戈理等俄罗斯作家的个性和优点。他善于比较，通过与拜伦和莱蒙托夫的比较，说明了普希金的独创性(114)；通过与哈姆雷特、浮士德等众多人物形象的比较，揭示了奥涅金的“俄国人”性格。他发现了果戈理作品里的“愤怒”、“民族性”和“完全独创的才能”(115)。他总是联系时代生活来阐释人物，甚至认为哈姆雷特更容易被那些跟他处于相同时代的读者所理解：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116)。 赫尔岑的小说写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所写的不是常规形态的小说，而是特殊形态的小说：他的兴趣不在故事和人物，而在问题和主题。在他的小说里，思想比人物更重要，问题比故事更重要。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论战性。他善于在小说中提出问题，并用叙事甚至直接用议论性语言跟自己的时代争论，就此而言，他的小说可以被命名为“政论小说”——“政论语言与艺术语言的结合却始终是赫尔岑全部美学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117)。他用小说来宣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时代生活的批评性意见，而鲜明的个性与热烈的激情，则使他的小说避免了理念化和功利化可能带来的苍白和无趣。对那些回避现实、思想贫乏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赫尔岑的小说经验，无疑具有发蒙启蔽的意义和作用。 他的小说作品，如《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克鲁博夫医生》和《狂人》，颇受同时代批评家的好评。别林斯基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谁之罪？》这样的小说，“是难得有的”，“但是在《谁之罪》以后，不论你拿出什么作品，只要是不如它的，你都会成为无辜的罪人”(118)。高尔基则从首创性的角度高度评价赫尔岑的小说作品，肯定他创造了很多“第一个”： 在四十年代，赫尔岑是第一个在他的小说《偷东西的喜鹊》中大胆地抨击农奴制的人——在他之前，俄国文学描写农民，恰如在《猎人笔记》中所描写的那样，换句话说，仅是未被农奴制压倒的农民；赫尔岑说：“这是不真实的!” 赫尔岑在他的小说《谁之罪？》中第一次尖锐地提出妇女解放地位问题的人。后来，屠格涅夫、阿夫德叶夫、马科·伏夫错克等等就发展了他这个思想。(119) 然而，赫尔岑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品，还不是他的小说，而是皇皇三巨册的《往事与随想》。它虽以回忆录为主体形态，但也糅合了戏剧的冲突性、小说的叙事性和诗的抒情性——其中的“创作虚构和历史真实的独特的结合，表现出这位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家的技巧”(120)，有着引人入胜的文学价值和巨大魅力，是足以与《猎人笔记》《死屋手记》和《家庭纪事》相媲美的杰作，甚至是可以与《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放在同一个单元来考察的文学经典。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没有羞怯，极度真诚”，“用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话语谈论自己”(121)；他记录了自己时代知识界优秀人物——奥加辽夫、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斯坦科维奇、维特贝格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生活，为人们认识那个时代权力与知识、专制与自由的冲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他所表现出来的叙事能力，并不下于任何一个小说家——他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群像，显示着伟大的性质和崇高之美，而他叙述自己的家庭生活的部分，则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内蕴着令人震撼的精神痛苦和悲剧意味，使人读来恍然有进入《安娜·卡列尼娜》和《克莱采奏鸣曲》的感觉。 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批评家，赫尔岑都属于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家中的上上人物，是可以与普希金、果戈理、阿克萨柯夫、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相提并论的文学巨擘。同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都高度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托尔斯泰无法接受赫尔岑对宗教的态度，跟他“争论”，“很固执，语言粗犷”(122)，但却将他视为像果戈理一样重要的作家。1893年3月，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要知道，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俄国作家的作用，那么普希金应占30％，果戈理——20％，屠格涅夫——10％，格里戈罗维奇及其余的作家约占20％，剩下的都要归于赫尔岑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深邃、卓越而敏锐。”(123)在宗教精神和文化立场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站在两个极端点上，可谓格格不入。他的《群魔》和《白痴》简直就是与赫尔岑进行精神交锋的作品。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曾于1862年专程到伦敦与赫尔岑会面，多次友好交谈；1863年，他们又在意大利晤谈。他自称彼此之间“亲密无间，如漆似胶”。他非常爱读赫尔岑的书，尤其喜欢《彼岸书》。但他们——一个基督徒与一个蔑视上帝的人，一个赞美俄罗斯的人与一个否定俄罗斯的人，一个提倡爱和宽恕的人与一个鼓励反抗和革命的人之间的分歧，终究是无法弥合的。1868年3月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写信给迈科夫说：“真讨厌!我和赫尔岑在街上偶然相遇，我们以客客气气而又怀有敌意的语气略带嘲讽地交谈了十分钟就分手了。”(124)彼此趋舍异路，话不投机，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来看，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赫尔岑是一个绝对的“西欧派”。他不相信上帝，是个纯粹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25)。他是沙皇及其专制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又是那些被压迫者的朋友。他以批判的眼光看俄罗斯，否定这个国家的一切现存秩序。他渴望彻底意义上的革命，希望通过摧枯拉朽、扫穴犁庭的方式，彻底改变俄罗斯，建设一个全新的自由而平等的文明国家。 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监禁，被流放，最后在远离俄罗斯的异国他乡，度过了充满痛苦而孤独的岁月，受尽了别人的误解、侮辱和排斥。他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了磨难和悲剧。婚姻的危机，家人的横死，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激情，并未因此而稍减。 赫尔岑终其一生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反抗者，也是批判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政治激情成就了他的文学写作。他的几乎所有形式的写作都是政治性的。政治性赋予他的作品以巨大的吸引力和意义感。他的“抗议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和超越地域的价值。因为，没有这种巨大的热情和勇敢的精神，就不仅不会产生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而且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庸俗化甚至彻底的堕落。 2018年2月20日，北京，平西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