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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信仰与价值观 就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来看，赫尔岑显然是一个利他主义者，而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利己主义者。他的心始终是热的。他的内心充满对祖国和人类的责任感，充满了积极行动的道德勇气：“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感到脸红，我们像一些缺乏灵魂的演说家，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是冷的，只有墨水是热的。”(47)他批评那些胆怯的自私的人，批评那些明哲保身的“大多数”：“暴力、谎言、凶猛、自私自利的奴颜婢膝、目光短浅、才智有限，以及丧失任何人类尊严感，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普遍规则。过去所有勇敢的故事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腐烂的世界本身也不相信自己，因而它也在绝望地保护着自己……”(48)这样的情感和思想、愤怒和不满，证明赫尔岑是一个有原则和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敢于为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而呐喊和行动的人。 赫尔岑虽然反基督，但他的身上，却没有“反基督者”尼采式的傲慢，也没有极端宗教主义者梅列日可夫斯基式的狭隘。他甚至比信仰基督的梅列日可夫斯基更像一个基督徒。他质疑和批判宗教，但是，他的精神深处，却有着接近宗教的东西——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对弱者的同情，对世界和人类的祝福。他弃旧图新，“不久另一种宗教便占据了我的心灵”(49)。这个新的宗教，从政治上讲，就是坚决反对沙皇，公开地欢迎革命，信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哲学上讲，就是选择真理，信奉科学和唯物主义。 他是一个对底层人和不幸者怀有同情态度的人。别林斯基就认为赫尔岑是“一个人道主义诗人”(50)；“就是这种人道的感情构成所谓伊斯康德(即赫尔岑，引者注)作品的精神，他就是这种精神的启示者和辩护人”(51)。赫尔岑也自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1865年，在给奥加辽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人道主义……是我性格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一切非人道主义的东西比犯罪行为更令我气愤。有人偷了我的钱包，我抱怨一阵就完了，但若当着我的面严刑拷打小偷，我会为他难过死的。”(52)这是多么仁慈的态度!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所以，完全可以说，赫尔岑与宗教的冲突，主要是理念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就情感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唉!他简直就是一个反基督的基督信徒。 赫尔岑为自己建构了新的政治信仰。这就是流行于整个十九世纪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信仰。赫尔岑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是法国的圣西门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既看不到“无产阶级的益处”，也看不见“无产阶级的美德”(53)。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说：“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54)他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而他的无神论则是将个人当作绝对中心的无神论。在他的价值体系里，所有社会成员的绝对平等和绝对自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的地位和价值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和利益高于一切。他将个人自由，当作其他自由的前提：“个人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其之上并且也只有在其基础之上，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够生长发育。”(55)离开个人，任何神圣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反对用宗教教条和社会手段来压抑人的个性，剥夺个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提高到了世界主义的高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民族主义问题。这是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处理不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都存在封闭而自大的沙文主义倾向。然而，赫尔岑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身上没有斯拉夫主义者身上惯见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单就这一点讲，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列日可夫斯基就高出一大截——后二人身上，都有傲慢自大的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别尔嘉耶夫就曾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于把自己与俄罗斯政权的挑衅性联接在一起了”(56)。 赫尔岑对民族性的看法，显示着一种开放的现代意识。在他的意识里，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消极的现象：“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家世门第的自我吹嘘。”(57)在民族性和爱国主义问题上，沙皇尼古拉就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58)这样的“民族性”和“爱国主义”不过是“某种皮鞭和警棍”(59)罢了。与沙皇的保守和狭隘比起来，赫尔岑的民族意识无疑更具有现代性，更有利于俄罗斯的文明进步。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赫尔岑从国家生活的角度，批评“民族性”，否定它的正当性，但却从文学的角度肯定“民族性”，肯定它的真实性和必然性。这种既否定又肯定的态度，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前一种“民族性”是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后一种则是民族的气质和性格的自然而真实的表现：“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们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60) 如果说，世界主义通常是开放的，具有很强的未来意识和包容意识，那么，极端形态的民族主义则必然是狭隘的，也必然是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在赫尔岑看来，复古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61)他对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和创造能力，都持批评态度。这个民族有“敏于感受”的天性，有“女性气质”，甚至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但是缺乏独立性和首创精神。这就决定了俄罗斯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依赖性：“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斯拉夫民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62)对十九世纪的像赫尔岑这样的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来讲，世界主义就是西方主义。俄罗斯必须怀着敬意向西方学习，必须低首下心走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引者注)，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63)而且，俄罗斯必须在“专制主义或社会主义”中间作选择。事实上，俄罗斯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因为，“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64)。 然而，赫尔岑自己时代的俄罗斯政府，却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认知，不仅如此，它简直就是故意地倒行逆施，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彼得堡政府还是那么粗暴，那么野蛮，它爱好的只是专制，它希望引起的反应只是恐怖，它要求每个人在它面前发抖，总之，它向往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权力的戏剧化效果。对于彼得堡的沙皇们来说，理想的社会秩序便是鸦雀无声的候见室和军营。”(65)虽然赫尔岑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前途的想象，有着明显的时代色彩，显示着对人类进步的阶段性目标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他的精神和理想是伟大的，而他的思想和认识则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