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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vs王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作家

http://www.newdu.com 2019-01-2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何平:王梆好,黎幺给我看过你的小说,我也读过你在《单读》的“英国观察”系列文章。
    王梆:谢谢您加我的微信,之前看了您和黎幺的访谈,印象非常深刻。谢谢您能坚持推广像《纸上行舟》那样的实验性文学作品。
    何平:黎幺后来发表的是《山魈考残篇》。我在《花城》有个“花城关注”的栏目,做了两年,这次我做“新海外华语文学”。缘起是因为我觉得海外华语文学应该不只是局限在可数的几个人,应该有更大的视野,应该更关注年轻的写作者,比如像你这样的在英国的汉语写作者,好像就被关注得比较少。
    王梆:比较年轻一点的,我在豆瓣上关注过几位,写诗的似乎多一点。豆瓣上有些挺好的作家和诗人(也被戏称为“时差党”),比如王敖、Zoe、沁云、拉柯等,他们的诗歌或小说作品我都蛮喜欢的。还有前段时间旅居德国的童末,我尤其喜欢童末的小说。她最近获得了一个德国的基金,写了一篇《新大陆》,写的是伊斯兰难民对欧洲未来的影响,非常末世,诗意且梦幻。至于常驻英国的华语小说家里,我只认识颜歌。
    何平:童末的小说“花城关注”栏目也做过,她好像大多数时候在国内,不是长期旅居或者定居海外的作家。当然,这里带来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海外华语写作?比如童末这种短时间海外居留的写作者,其写作我们从来就没有作为海外华语写作来对待。那么,像居留很长时间,然后又回国的虹影、张枣等可能就不同,他们在海外写作的部分,是不是应该算海外华语文学的部分?这样的作家更早的也有,比如老舍,他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英国和美国完成的。当然,有些新的情况可能要具体分析,像童末这种获得海外写作基金资助的写作,类似的写作计划资助未来可能越来越多,不只是海外,国内比如单向街公益基金会的“水手计划”今年就资助了柏琳、郭爽、冯孟婕、刘子超、曾嘉慧等五位创作者的海外旅行和写作,这一部分“在海外”的写作怎么去认定可能要有新的研究视野。你什么时候到英国的?
    王梆:我是2010年出国的,在此之前,我曾是广州南方报业的一位编辑。
    我的经历挺蹊跷的,27岁后出了七八本书,一直靠写字为生,后来纸媒不太景气了,我个人作为剩女也不被待见,所以就出国了。本想读个电影学什么的,偶遇一位英国诗人,就留下了。就着“身处英国”的地理便利,这几年来一直为媒体写英国专题,像近年《单读》的“英国观察”栏目之类的,非虚构为主,写本地人的欢喜哀伤。它们获得的反响有点出乎意料,比如我的一篇非虚构作品《贫穷的质感》,单豆瓣点赞就过了3000次。这也许说明即使在一个快餐阅读的时代,深度的,或者有温度的报道还是有市场的。同时我也在挤牙膏的时间里写小说。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小说家,之前动荡的生活一直阻碍着它的实现。但现在我定居了,有了一个小家和一块耕地,再也没有借口了。
    海外文学里,我喜欢女性作家多一些,像Yiyun Li(李翊云)那样的,不过她的作品没有中文版。我觉得内地的华语文学似乎缺乏像西方当代文学那样大量的、确切的女性视角,这也许是我越来越关注“她”视角的原因吧!
    国外和国内,生活上差异很大。但写作方向上,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差异呢。我关心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想写的,与其说是西方生活带给我的震撼,不如说是我成长中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
    何平:差异可能还是有的,不同的人感受不同吧。倪湛舸、何袜皮她们觉得和严歌苓、张翎就不同。
    王梆:那是肯定的。我们这一代,可能包括倪湛舸,或包慧怡,都应该读了不少女性主义的著作吧?所以作品里有清晰的女性自觉。比如我就不会像严歌苓那样写作,因为我和严的时代背景和阶层背景都不同。我也不会刻意强调文化符号(中国元素)。我喜欢门罗、弗兰纳里·奥康纳那一类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里没有太多文化符号。也许奥康纳的作品需要对美国南方小镇的天主教社会形态以及其独特的英语有些了解,但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文化符号。我觉得越少文化符号的作品,就越有普世价值。
    何平:确实,严歌苓她们的小说往往都强调“中国故事”。这种写“中国故事”其实也是一种奇观化写作,如果她们没有异国身份,在国内可能很难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事实上,她们的反响可能也仅仅在中国内地。
    王梆:我也想写好发生在我的国家身上的故事呢!谁不想呢?和母语分离是不可忍受的。但我会更强调女性叙事,因为自己在中国长大,所以就更有强调的必要吧!我觉得马雁的作品就包含了迷人的女性叙事。同时她也不忌讳谈论宏大的、大多时候只有男性的餐桌才会展现的景观。像马雁那样的诗人,对我们这代女性作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比如我,就很想试着在马雁式的经验(知识女性的经验)和谜语里,找出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蛛丝马迹来,这个理想尚未因身居国外而改变。
    如果说在异国写作有什么特别难受的问题,可能就是孤独吧!一个人闷在书房里,写完了也没有第一读者,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我的焦虑或激情。每天写完,合上电脑,就像去了一个神秘的军工厂作业回来,必须靠一种强大的生存毅力,才能把自己重新投回一个英语世界的日常。
    一句话,写小说时,我的文字和生活是分裂的。非虚构好一些,听的录音就是我和当地人的访谈,也就是个翻译的工作。
    何平:我看了你的诗,有些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你为什么要用两种语言写同一首诗?你是直接英语写的,还是先有汉语版本,然后翻译成英语?不过,未来年轻在海外用英语写作也许是一个重要趋向。
    王梆:我太想和身边的英国朋友们交流了。我有不少英国作家朋友,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似乎得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它仿佛为我打开了一个语言的胡桃夹子。英语的美是不亚于汉语的。我翻译了一些他们的作品,我也希望他们能看看我的作品,只有双语写作才能带来这个可能性。当然优秀的译作也可以,比如我有几个短篇小说就是Nicky Herman翻译的,它们在一些英语文学平台上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但我不能眼巴巴地等待译作,生活在一个英语国家,交流的渴望永远是时下的,是迫切的,不然就更孤独了。虽然我的英语还很幼稚,但也只能硬上弓了,也许有一天真的能用英语写出个作品来也不一定呢?这些双语诗就是一个练习过程吧!我一般先写英文,再翻译成汉语。因为英翻中,怎么都比中翻英要容易。等写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也会考虑给英国本地的文学刊物投稿吧!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作家。
    【选读完。本文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1期 】
    
    作者简介
    王梆,到苏格兰Carradale岛旅行,白天剪草护林,观看海豚和鸬鹚,晚上在炉边烤火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几首诗献给Carradale静寂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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