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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个出作家的地方，这一点没什么争议。古往今来，此地的文脉，似乎从未断过。若细细想来，也会觉得这文脉独特。所谓修齐治平的大丈夫情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之道，于其中影影绰绰，若隐若现。然而求本溯源，或是梳理出一个群英谱，才晓得这文脉的好与丰厚。若真要一言以蔽之，是因为“旁逸斜出”四个字。 一以贯之的，可说是一种奇与通透。“通透”易解，大概就是吴敬梓说的“烟水气”。“奇”则复杂些，看起来，内里却各有各的命途。自认“学而优”的不少，仕途上飞黄腾达却是寥寥。愤世嫉俗者有之，待之日久，疲了，才有些信马由缰起来。 这伙先生中，头一个数吴承恩。《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是个少年才子。但他科考不利，老大功名未竟。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晚年出任长兴县丞，却又“抚事临风三叹惜”，写下“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后愤然请辞。“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算是其终极政治理想，郁郁于胸；《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让他看到怪力乱神之于现实的美好。故而写《西游记》于他颇有些夫子自道之意，“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是为憾事。 明朝再说一个归有光，江苏昆山人。出身寒儒，累世不第。这一传统到了归先生这辈，也没走出宿命。说起来，此君更是神童，九岁能成文，十岁时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偏偏也不好命，会试落第八次，到了六十岁才中了进士。不过，多舛仕途似乎并没有消磨他人生的锐气，否则成就不了“明代第一散文家”。嘉靖年间，复古余绪方兴未艾。王世贞更被尊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氏慨然举起唐宋派的大旗，向这位大腕叫起了板，话是锋芒毕现：“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其为文，为后世如清桐城方姚等家交口赞誉，是很站得住的。好在平缓淡和，并无纵横捭阖、或针砭之意。文字更是真挚简朴，深得生活神髓。《项脊轩志》念亡妻，“庭有楷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见树思人，回首不胜凄凉。没有大事件，一物，一情，尽得风流。 说起文字的温润家常，更可一提的是清朝的沈复。沈先生是苏州人，出身幕僚。乾隆皇帝南巡时，曾随父亲恭迎圣驾。亲睹圣泽，却无意科举。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沈复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浮生六记》，有些自传的意思。这个作品，算是有国际知名度，因为被林语堂翻译成英文介绍到了美国去。林译为“Six Records of Floating Life”,真是妙极。我们如今说起这书的好，大概也是感叹当是时，居然有此等floating之人与事。《闺房记乐》《闲情记趣》《浪游记快》，说起来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夫妻之道，集腋成裘。用王韬的话来说，“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里面自然是无关鸿鹄伟志的。最令林语堂欣赏和称道的，似乎是这书中的女主角，沈妻陈芸。三纲五常的年代，她追求爱情的方式，很有其独到之处。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这一段笔触活泼，虽是两小无猜，却见其性情的温存与体贴。 林称陈芸“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无大差。沈复对这个妻子爱得深沉，文中有一段写得也颇为动人。“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琴瑟龢同，既为伉俪，又是知己。这个女人陪同沈复过了半辈子布衣蔬食的艺术生活。携手旅行，纵情园艺，间或诗词相和。美则美矣，在当时的文学情境中并不入流。然而，却让西方人喜欢得无以复加。在他们看来，这里面却寄寓了一种美好务实几乎可以说与现代合为一辙的生活观，恰是长期被规条约束的中国人所不敢也不愿触碰的。所谓浮生，说到底，便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不是建基于庙堂﹐而是从人自身出发。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一种萌芽般的新式中国人。虽然一对神仙眷侣，最终以悲剧收场，只能说他们走得太快而太远，没有生对时代。 经常听人说，江苏这地方或许让人意志消磨。与其说是消磨，不如说是赋予。地方对文人的世界观，生活观的影响，多少是有些的。铺延开去，说到江苏的省会南京。号称六朝古都，三百年间同晓梦，担了金陵王气的名声，每每“王气黯然收”。“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故国不堪回首了，只得对泣红袖，似乎不怎么有出息。可要说起来，这地方，对有出息的人也颇有些吸引力。当年王安石退了休，在中山门选址造了“半山园”隐居；到了明代，龚贤“厌白门杂遝”而结庐于清凉山下，在附近的虎踞关造了“半亩园”，作了归老之地。和沈复同生活在乾隆年间的袁枚袁子才，更是有个性。三十八岁厌弃仕途，毅然请辞，买下了金陵小苍山，建了“随园”。这园子，造得十分之好，据说连皇帝建御花园都来取经。袁枚自道：“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有人就有非议，说你活得好好的，耍什么世纪末情怀呢。袁枚就写信给友人程晋芳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口气的确很牛。 说到江南文人的情怀，蔓延到现代，很想谈谈周瘦鹃。周先生是苏州府吴县人。他有几个重要的文化标签，为人所津津乐道。其一是“鸳鸯蝴蝶派”，他是代表人物。“鸳蝴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声并不很好。是“艳情+哀情”的同义词。曾被新文学的各位干将匕首投枪，攻击得不亦乐乎。然而，却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和垂青。周瘦鹃办过一本叫《礼拜六》的流行刊物，这本周刊曾受到众多消闲读者的狂热吹捧，成为当时“鸳蝴派”的主要阵地和代表刊物。 另一个是本叫做《紫罗兰》的月刊。前身是大东书局《半月》。后来叫了这个名字，和周先生年少时的罗曼史相关。周先生就异乎寻常地喜爱这种花卉，终其一生。后来在苏州所辟“周家花园”，也命名为“紫兰小筑”，可见用情之深。周瘦鹃大约对自己的文学趣味也有几分保留。倒是对作为“园艺家”的身份，更是念兹在兹。寄情花草，颇有建树。也写了些并未传世的杂文，计有《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丰富得很。他的盆景与盆栽，十分有名，曾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在各地巡展，甚至还被送到了北京的迎宾馆去。可有一说的，也是往事。一九三八年冬，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国际性的上海中西莳花会再次举办。在莳花会展出比赛中，周先生以其古朴典雅、独具特色的中国盆景、盆栽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为祖国很争了光。后因该会英籍评判人员有意贬低中国，裁判不公，愤而退出。是很见风骨之举。 接着再说说刘半农。刘先生是江阴人﹐本字半侬﹐有些香艳。事实上﹐他也确乎有一个身份是曾经的“鸳蝴”小说家。但说起他﹐头脑里总是映现出“新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字眼，是个铿铿锵锵的形象。 刘的身影出现在文学革命的大潮中，和与钱玄同的双簧戏相关。因为一个王敬轩引出了旧学的捍卫者林纾，又因此创造出了金心异。因为金心异，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有了一个叫做鲁迅的小说家。鲁迅在回忆刘半农时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好像在夸奖一个孩子，鲁迅是很肯定他的贡献的，有了刘先生，我们才有了“女”字旁的“她”可用﹐也才有一首叫做《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可唱。但是，这孩子又实在很好胜。别人去外国读书，是向学。他却多少是为了一张文凭耿耿于怀。拿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又因为好胜，去挑战国学大师章太炎。结果碰了大钉子，被章用汉唐音韵交替地骂了娘﹐铩羽而归。这些在章门弟子——名中医陈存仁的《阅世品人录》里都有记载。 还有两位无锡人，便是钱锺书与杨绛夫妇。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璧人，双子星座。说琴瑟龢同，并无夸张。夏志清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钱锺书是天才，这在批评界有定论。清华三杰，他独占鳌头。在学问上谦虚，为人则恃才傲物，几乎头角峥嵘。钱氏写《围城》，多少是带进了昔日在联大的经验，这小说隐隐然是看得到激愤的。写这部小说的时候，钱锺书已经去了上海。当时出风头的是太太杨绛。杨绛写了一部喜剧，叫《弄真成假》，风靡沪上。这出剧作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反响极大。看了杨绛的剧后，钱锺书也十分激动，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称好，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维持家庭生活。这样钱先生便可以安心写长篇。 杨绛的牺牲，成就了《围城》，也几乎成就了钱锺书这个人，无论治学还是创作。钱锺书对这个妻子的恋慕，一生未改。《人·兽·鬼》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钱先生写下：“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份极尽包容的情感中还涵括着一份母性。娶妻当如杨季康，事实证明，钱锺书的选择没有错。杨绛的温文与坚强，在钱身后，表达得更为深沉与澄净。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锺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经年积累的读书笔记发表。九十二岁高龄时，她完成了《我们仨》。让我们得以看到这对中国文学史上“大写”的学者夫妇，朴素而清澈的人生。 最后，因为多年居港的关系，说一说叶灵凤。叶先生是我的老乡，南京人。他的一生，有许多身份，官方的有“小说家、散文家、编辑出版家”。一则就是些别称，如创造社“小伙计”。 一九三八年，广州失守后，叶先生随《救亡日报》来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直到1975年病逝。三十七年间，颇有“此心安处是吾乡”之喟。小说是不怎么写了，除了编辑报刊外，主要创作散文随笔和翻译。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故土南京的山川风物。《虎踞龙盘今胜昔》《中山陵所见》《玄武湖的樱桃》《南京的马车》《朱氏的“金陵古迹图考”》《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江南园林志》《江苏之塔》《家乡的药草》，下笔之丰，有文馈故里之意。有时以“白门秋生”的笔名发表文章，大概也是一种致敬。其对香港用情亦颇深，为香港写了三本书，分别是《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前两者，一讲在地风土，一论时弊史话。好玩的是第三本，是用“叶林丰”署名，说的是在香港颇有盛名的一个海盗，活跃清嘉庆年间。叶并非要为他正名，倒是很为他的知名度而不平。经过考证，他认为张保仔同满清水师和葡萄牙人海军联合舰队大战九天的地点，就在大屿山的赤鱲角。张本来也就是个贼寇，活在民间的传说中。这本书却要还他个举足轻重的历史面目。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大概是叶先生一辈子的心中块垒吧。 一方水土一方人。任何一种地域文化，最为生动而具温度的体现，便是文学。江南的文脉源远流长，并辐射海外。这是一个身在外地的江南人的福祉。因为文学和这些作家的存在，我们心中的原乡，可以留存得更为清晰、丰盈、久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