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北京开人代会，我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公正客观文艺评价体系》的书面建议。这几年，随着资本大规模介入，影视产业中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等数据造假的现象愈演愈烈。其中电影票房造假，社会知晓度最高。我所在的电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买卖的恶性行为时有发生。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造假收益”可以高达几千万元，整个造假产业链的容量高达40亿元。互联网平台上造假也很严重，一些视频网站上，部分电视剧、综艺节目的播放量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背后水分不少。
    数据造假的风气，对于文艺创作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伤害是深刻而长久的，应该引起重视。去年10月底通过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票房造假有了明确的规定与处罚。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领域也应该尽快立法，一旦发现涉嫌造假，应由司法部门立案调查取证；打破垄断，实现多种收视率调查模式并存的科学体系；建立网络异常数据备案机制。此外，也要加强媒体监管，从根本上向“红包评论”、虚假评分说“不”。
    在3月6日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全体会上，我也有一个发言，内容是关于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教育的。《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这样的电视节目近期走热，说明传统文化在受众中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我认为政府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切实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创新保护和传承方式。昆曲的保护就是很好的范例。得益于白先勇和上海昆剧团等的不断普及，现在昆曲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粉丝。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大量投入，同时鼓励企业投入，对传统文化相关项目可以适当采取免税措施。
    我本身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更多关注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比如去年，我提出电视真人秀节目泛滥的“七宗罪”，引起了主管部门重视。这一年来，电视节目扎堆“真人秀”带来的问题有所改善。此前，我还为实体书店呼吁过，也很高兴这两年实体书店生存境况有所改善。
    能当选人大代表是很幸运的事，我们提的意见建议都会收到反馈。我更倾向于找一个切口小、容易解决的问题，但绝不为自己或者本单位的一己利益提要求。一般在开会期间，我就放下一切事务，从不请假，集中精力开会，参加审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与其他代表交流。闭会期间，全国人大每年都会组织代表就重要议题做调研。去年我选择了电子商务和新兴产业这一路，感觉信息量特别大，学到了很多东西。
    主持人必须是杂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几年，我从中获益良多。每年的议案或建议，都是基于我平时的留心观察、倾听民意和思考。一旦注意到某个问题存在，我就会有意收集相关材料、做调研。像收视率、播出量等数据造假等情况，也有其他来自文艺界的代表、委员注意到并发出呼吁。我希望通过大家一起努力，能营造更好的文化生态。
    （本报记者 姜泓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