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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我们反思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时候，“中国”这两个字是断然不可去掉与取消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文论话语是在中国进行的，应该具有中国性或属于中国的主体性建构。恰恰在这一方面，40年来我国的文论话语建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话语主体的身份认同始终游移不定。 这里首先需要对主体、主体性、主体身份这几个概念稍稍做一点界定。从哲学上讲，主体是指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包括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主体性是在人类活动中所显示出来的能够显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标志活动性质与特点的那种规定性属性。作为个人的活动承担者只有在活动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为某类活动主体性的建构赋予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成为某种主体性的参与创造者，他才算是真正的主体，并相应获得自己的主体身份。与主体包含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两个方面相对应，主体性也包括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两个层面。就4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而言，每一个努力在某一文论问题或研究领域打下自己印记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显示出自己的理论个性和主体性特点，但这种具有个性特点的个人主体性并不等于因而也不见得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论主体性的建构，只有整个文论界即文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努力才能形成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社会主体性。就这种区分来看，中国40年来的文论话语建设，无论在个人主体性还是社会主体性的建构上都存在问题，都在主体身份的选择和站位上存在摇摆和漂移的现象。 先说个人主体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特别是前20年间，国家整体上处于相对安定与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学术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学术话语的生产也是在向前发展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一元化体制的总体制度规约，特别是政治话语、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对学术话语的体制性操控——这种操控在某些特殊政治运动时期甚至达到相当酷烈的程度，致使中国学人大多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有时也是违心地在划定的政治红线、思想红线其实也是人生安全红线的条条框框内说话发声，习惯于照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旧有本本讲，顺着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讲，等而下之的甚至只是跟着某些权威人士或官方认定的教科书上的观点讲，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独立思考，没有学术立场的自主站位，没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独立选择与判断。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不会有主体精神的显露与张扬，而只有主体的沉沦和消弭。其结果，便是观点的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话语的高度一律、千人一面。如前所述，这样的话语看起来好像逻辑自洽、观念统一、有其体系性，实则是内容极度贫困，较少创新活力。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外来思想文化的激荡之下，上述状况大有好转，但在很多人那里，照着讲、顺着讲、跟着讲依然旧习难改，积重难返。同时，在四面八方的外来风潮吹来之际，特别是经济大潮涌起之后文艺商品化、学术功利化的世风转换，更使不少人失去了自己的定力，变成了追新逐后、俯仰于外来思想潮流与社会时尚的墙头草。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的一种特殊景观，这便是有些理论研究只会将外来的理论观念奉为圭臬，做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之举，满足于甚至自我陶醉于做他者观念的留声机、传声筒，而有些批评则只会对成名作家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国人的审美、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如此等等。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文论发展态势。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外来思潮的引进给中国此前相对封闭的文论研究领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对旧有的理论研究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其积极意义是应予肯定的。但是，外来思潮的引进从根本上是为了改进我们自身的学术，创新我们自身的观点，促进我们自己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过的那样：“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7] 96如果只会拿来他人的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有用没有用就扣到自己的头上，还以此沾沾自喜、乐此不疲，而不会“织中国的帽子”，也就是不能将对他者的学习、借鉴落实于民族自身的创造，落实于自我创新，是无所助益的，那终究不是有为之举。此外，文艺理论和批评当然要对文艺面临的新形势新境况比如对文艺的商品化、媒介化、全球化等抱有必要的敏感，加以深入的研究，这是学术的态度，是学者的职责，但是研究和批评者本身不能被商品化，也不能被媒介化和全球化的潮流过度裹挟，丧失文艺审美的本位立场，丧失对学术真理和诗性正义的追求，丧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与主体自我。 再说社会主体性问题。这里，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当我们就40年的大时段来谈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体性问题时，话题便超越了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主体，已经不是指具体从事理论批评活动者的个人主体性，而是说40年中国理论批评话语作为一个整体在内容和性质上应有的规定性内涵。如果把个人主体称为小主体的话，与之相对的则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中国文论研究的大主体及其主体性问题。就我们所要谈论的问题而言，中国文论界是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主体，在这其中是存在着中国文论界自身的主体性追求的。那么，什么是中国文论界所追求的主体性呢？对此，学界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当代文论的以往发展中，总体上都强调文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同时又强调要有“中国特色”或民族性，而在新近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又十分强调其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达问题，重视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在这些强调之中，其实就都包含了对文论研究主体性的追求。如果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主体性应该包含着三个方面：（1）对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文艺价值观念的理论提炼；（2）对中华美学精神、民族文艺规律和文论传统的传承；（3）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与方法的指导。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就文论研究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应有的学科属性而言的，可称之为学科主体性；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就其民族属性而言的，可称之为民族主体性；第三个方面是就其思想观念和方法的主义属性而言的，可称之为思想主体性。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思考中国文论建设的主体性问题时应予特别重视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功与否也首先有赖于这三个方面的建构。 就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主体性建构而言，均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从最为直观的层面就可看到，我们的文论研究缺少新鲜的中国文艺经验的理论总结，理论叙事的中国性不强，同时也缺少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独特理论提炼和传播能力。而深入下去就文论理论内容的聚焦视野看，对文论研究内容的系统质更是缺乏整体的辩证的把握和体系化整合。在时间维度上，先是政治化，后是审美化、科学化，然后又依次是商品化、文化化；在理论结构上，一会儿向内转、一会儿向外传，一会儿注重认识、一会儿注重审美，一会儿追求科学性、一会儿追求价值引领，如此等等。其次，尽管中国当代文论很早就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的提法，但是对中华美学精神和民族文艺规律的总结很不够，对民族自身文论和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也很不够。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文论研究带有很深的俄苏烙印，新时期之后又更多地崇尚欧美，其间虽然也有一些试图与自己的当下文艺实践与传统文艺精神结合起来的努力，但观念都是外来的，事实上的理论主体性并不姓“中”，基本上是外来的他者话语压倒或代替了本土自我的民族性话语建构，在一种向外倾斜的不平衡状态中遮蔽或压抑了民族主体性的建构。最后，就中国当代文论的思想属性而言，从前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是被俄苏马学和中国化马学过滤了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发展的，新时期以来，这种大一统的格局解体了，主义多元化且思想、方法多样化起来，在某些时候某些研究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甚至被搁置起来、存而不论或干脆弃置不顾，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与思想观念占据了文论场域的话语主导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位置与话语权威。当然，这一重新确立，不是再回到过去的状态，而是要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民族文艺规律和文论话语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这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理论内容游离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的现实实践之外，精神气质游离于民族文艺和文论的传统规律与特色之外，思想追求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外，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便将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存在。对此，中国文论界应该抱有清醒自觉的理论认知和思想共识。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