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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时代性进步，具有很大成绩，但是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却尚未完成，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这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到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如新时期以来整个社会领域思想、价值的多元化与多样化，以及转型期理论研究者个人文艺观念的变换不定等等。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的内容结构存在偏颇，总体上存在重科学性而轻价值取向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均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使是在其科学性追求的一面，也存在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实际脱节，中国经验的总结不够和表达不足、不充分的问题。二是文论话语的建构机制存在缺陷，文论发展的内、外机制均不完善。就外部看，在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方面存在问题；就文论共同体内部来看，文论研究的个体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并且对文论研究的学科特性认识不足，而文论共同体则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目的性上缺乏共识性的规定和阐发，特别是没有建立起批评争鸣的公共意识。三是文论话语的身份认同游移不定。由于整体文论研究格局上先学俄苏、后追欧美，再加上社会文化风潮的不断转换，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的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均未建构起来。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文艺规律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17JJD720011 关键词：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内容结构; 构机制;身份认同 文论研究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颇为活跃的方面，是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症候的典型理论区间，当我们站在新时代发展的高度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时，不能不同时对文论研究的发展加以回顾与总结。今年6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科学网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其中一个分议题是“文艺理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在这次会议上，笔者专就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不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会议发言扩展成文，做更为细致一点的分析和论断，以期为40年中国文论发展的回顾与总结增添一点问题意识、反思意识，并期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就中国文论面向未来的发展而言，仅仅看到以往的成绩是不够的，固步自封地停留在过往成绩上更加不可取，意识到问题，多一点反思，也是理论自我修正与奋力前行的重要动力。 一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中国文论应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基本上已成学界的共同吁求。这个吁求显示出学界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未来的愿景与追求，但同时也隐含着对于既往和当下状况尚不尽人意的识认和判断，因为不尽人意，所以才有期许。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创新是一个包含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内的系统工程；他还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已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推出了一大批回应时代需求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等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种种问题导致的结果便是：“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 7这个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总体判断，对文论研究领域也是恰切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时代性进步，具有很大成就。以学科体系建设来说，伴随着国门开放之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潮以及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思维心态与研究视野的开放与扩大，心理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文艺研究领域，催生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文化学、文艺经济学、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文艺传播学、文艺生态学等诸多具有教育体制建制和文化分类意义的文论研究学科，大大超越了以往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变相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统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研究的简单学科教育设置和学科领域划分。新兴学科的涌现丰富和完善了此前较为贫乏单调的学科建制和领域，使文论研究者有了更为多样的学术志业选择、更为广阔的思想驰骋空间，从而为文论研究精神生产力的解放创造了学科条件。与学科体系建设相适应，教材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学科体系向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转化的重要载体形式。学术体系包含着教育领域的学科体制设置，学科体系要在教育体制中落地，就需要以教材体系作保障，而教材同时又是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高校文科重点教材建设以来，教材体系的建设在应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教育需求的同时，也对学科体系的完善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当前，在文论教材建设方面，不仅有“马工程”系列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比较文学概论》以及相关文学史与美学类教材，还有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此外更有大量其他非国家行为的教材编著与出版，这都为文论领域里相关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保证。 学科体系之外，学术体系的建设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当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包含着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发表和奖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都很显明。以科研体制中的科研规划来说，新时期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规划与资助系统，1980年代后期以来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划与资助，但起初能获得资助的人寥寥无几，资助额度也就是几千元，而现在各级政府都建立起了社科规划与管理机构，一般资助动辄几十万元，一些大型社科项目甚至达到数千万以至几亿元资助额度。再比如，新时期以来，文论研究领域先后成立起了“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国家级学会，每个学会之下还成立了若干分会或分委员会，仅仅这些学会及其下属的有关分会或分委员会每年都召开许多学术会议，对文论研究学术活动的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这样的学术体系建构语境之下，文论研究所获得的鼓励与支持，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发展相呼应，40年来的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的解放，思维心态的开放，以及一些新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观念的提出和探讨等方面。在这其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探索精神和理论成就的学人。但是，总体比较而言，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比起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成绩来要有所逊色，够不上差强人意。上世纪90年代，曹顺庆教授批评中国现当代文论研究患上了“失语症”，只会重复西方文论的已有话语，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发声；新近几年张江先生又批评中国学界一味膜拜西方文论，而西方文论普遍存在“强制阐释”的弊病，其实偏离了文艺批评和研究的正道——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准确暂且不论，但它们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论研究在总体上还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一事实。作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否定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承认以往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体系是具有相互联系的文艺观念所构成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系统。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领域，无论就学界总体而言还是就个别人而言，要说体系建构，恐怕都还谈不上。今年6月1日，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先生应邀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做“文学回头看——漫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学术讲座时认为，我国文艺理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眼界大开，但成绩有限，原因是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瓶颈①。8月3日，在“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研究员在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的学术报告中也认为，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在理论的系统性上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2]。王元骧、高建平分别为中国当代文论界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代表性学者，由他们的这些判断即可见出，对我国40年来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成就还是不能估计过高甚至盲目乐观的。 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复杂，涉及到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这里不能一一论析。需要指出的是，相对而言，在新时期之前那种学科很少、指导思想单一的情况下，理论话语倒还有较强的体系性，当然这是一种总体思想单一、理论内容相对贫困的体系性。而在学科丰富、思想多元的当代，理论话语显示出的是众声喧哗的状态，有时甚至显示为相互冲突与对立的状态，总体的统一性、体系性反而不存在了。就单个人而言，由于新时期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一直处于快速的转型之中，外来文化和文论观念的影响也变动不居，相应地几乎每个文论研究者也都很难固守先前某时某地形成的旧有观念，从而使自己的观念也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能以一以贯之的逻辑自洽系统呈现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要以基本观点的相对稳定为基础方能建构起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体系建构就成为一个问题。这里不妨以笔者非常敬重的童庆炳、王元骧、张江三位著名学者为例。童庆炳先生的文艺观点经历了由意识形态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再到文化诗学的演变，王元骧先生的文艺观念经历了由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审美反映论与人生实践论并举的演变，而张江先生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历经从批判“强制阐释”论到提出“本体阐释”论进而再到“公共阐释”论的演变，三位先生都是非常富有理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学者，其不同阶段上的观点都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但能不能说他们都已经构成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呢？似乎还不能这样说。 以上三位学者中，童、王二位先生都主编或自己编著过广具影响的文学理论教材。或许就一般人的看法，会认为教材是系统性的架构，当有某种体系性吧。实际上，也未必如此。在中国，教材的编写往往要采用学界共识性的观点和通行性的话语表达，从思想观点的选择到概念范畴的组织再到语词的表达很难说都是属于自己的，而且教材章节的架构往往取决于主编自己的认识，不见得是他人都会认同的。因此，教材架构的系统性往往有其权宜性，也不等于话语建构的体系性。打个比方来说，体系性的文论建构犹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描述的那位“东家之子”，其美丽“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其整体之美是不能任意增减与修饰的，而现有的教材建设则不然，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随意调整、增减的。以笔者参与的两部“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编写为例，写作过程中，对全书内容构架、主要观点如何设定和表述，在整个学界甚至编写组内部都存在很大甚至不可调和的争论，近10多年围绕文艺是不是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鸣正是由编著《文学理论》“马工程”教材所引起的，而且目前先期出版的“马工程”教材包括《文学理论》在内都在重新修订，这也正说明中国当代文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体系尚未建构起来，或者说还没有走向成熟的理论形态，否则就不会存在如此之大的纷争，也不需要这么短的时间就再行修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