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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何理论话语从来都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历史建构的产物。理论话语的历史建构有其外在的社会机制，也有其自身的内在机制。近40年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内外机制的发展和改进直接相关，同时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话语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不尽人意与内外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与其尚存在着的一些明显缺陷存在因果关联。 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中国文论研究在外部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不能一一缕述，这里只从两个大的方面略加透视，一个涉及管理体制问题，一个涉及教育体制问题。先说前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尽管一般来说，大家都明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是文艺事业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只有两翼齐飞、双轮同转，才有其健康的发展，而实际上就管理层面和整个社会而言，对理论批评的关注和重视远远不如文艺创作。这一点仅从国家评奖和荣誉性制度的设计即可窥见一斑。文艺的各个领域有各种各样国家层面的大奖，而理论批评则只有鲁迅文学奖等很少的国家奖项，文艺界的许多二三流人物都能被推举到全国人大尤其是全国政协等等这类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任职，而理论批评界的代表进入的则非常之少，许多文艺界的人物在其各自的领域获得过所谓的终身成就奖，但好像还没有理论批评界的什么人物获得过这一类的奖励，如此等等。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不受重视，当中的从业者获得不了荣誉感，调动不起积极性，自然是不利于其发展的。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把这一问题提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一高度来加以认识和强调，这说明国家领导层也已经意识到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在以前是未被给予应有重视的。 接下来，可以再从现行教育体制的角度看一看文论研究面临着的人才储备问题。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当代中国，主要是由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相关从业者来承担的，而这些人都是从现行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虽然文艺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是中文和艺术院系的基础课，但学生一般只是把它作为获取必要学分的一门功课，老师也经常把它弄成一种知识性、教条性的东西，而很少把它变成一门同学们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一种志业选择、人生追求。另外，这门课程与美学和哲学有着紧密的学科关联，学不好美学和哲学，要培养出优秀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综合性大学的中文和艺术院系基本上不开哲学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倒是开，那同样变成为获取必要学分的一门课程），甚至连美学课都不开，更遑论那些非综合性的专业性院校了。这种教育体制，也是非常不利于文论研究的人才素质培养的。还有一点，文艺理论和批评是思辨性很强的理论学科，要求更智慧的头脑、更聪明的学习者，但是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中，高考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理工科和经济、管理、法律类的专业去了，中文系、哲学系的考生往往分数要大大低于前一类的专业，至于艺术类考生，由于招生人数的无限扩张等原因，往往都是不能考理工科和高分文科专业退而求其次者，学生的整体素质状况是人所皆知的。这样的生源状况再加以上所述的教育状况，又如何保证他们从学校走出来进入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领域之后，能做出像样的学术呢？ 以上所谈到的两方面问题，看起来似乎离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很远，其实都是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上生长什么样的植物，土壤贫瘠且环境又有问题，而欲求植物长得茂盛、成为大材是不可能的。当然，以上这样分析问题，并不是完全否定我们国家和教育系统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环境培育和机制探索上做出的成就，事实上，如前所述，我们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但是，从更加理想的状态来要求，上面所陈述的这些问题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直面这些问题并加以切实改进，当会使得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社会机制更加完善，从而为其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只是条件，而内部原因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因此，文论研究界在反思文论发展状况时，不能眼睛总是盯着外部，从外部找客观原因，还应该自我反省，返观自身，从文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内部找一找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一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我们不妨也从两个方面来作点分析，一个是研究个体方面，一个是学术共同体方面。就研究个体而言，存在的问题自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许多从业者只是把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作为自己为稻粱谋的职业选择，没有把它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追求，没有建构起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人格，没有始终不渝的学术情怀，因而较少有为专、精、深的学术问题而消得人憔悴的学人，更缺少为学术真理而献身的斗士和勇士。相反，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么多善于变身、做投机学术的人，那么多观点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人，那么多以学术作敲门砖混世之人。二是不少人对文论研究学科特性认识不足，满足于在认识的层面做一知半解的学术，不能在科学性与价值取向的有机融汇中做有价值情怀、有思想追求的学术，思想创新意识差，价值引领能力弱，缺乏优秀学术应有的大情怀、大智慧。因此，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可以与他人做知识层面的交流，然而思想层面的碰撞与共鸣则不多，更遑论思想与价值观念的输出了。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场域中始终占据不了重要的位置，分量较轻，在世界范围内就更加分量不足、处于边缘了。 就学术共同体而言，中国文论界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目的性还不是很明确。按照亚里士多德事物形成的四因学说，目的是事物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目的，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意即“一件事之所以被做的‘缘由’”[5] 250，又被称为事物存在的“极因”。一般来讲，人类活动不仅有合规律性的一面，还有合目的性的一面。目的是活动主体在观念中事先预设的未来活动结果或目标，是构成活动的终极原因，同时也是引发、指导、控制、调节活动的自觉动因，它从主观方面规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式和性质。那么，文论研究的目的性何在呢？换言之，中国文论界所预想的文论建设目标又是什么呢？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没有进入其思考范围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比如我们有过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提法，有过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提法，后来又有过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西方文论本土化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等等提法，但这些提法大都只是预设了一个前进的方向，而缺少具有具体内容规定性的理论阐发，即使有所规定和阐发，学界意见也很不统一，没有形成共识。这种状况显然也是不利于集结文论研究共同体的思想智慧向着构建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一个共识性的目标前行的。 文论研究学术共同体方面存在的另一个明显问题是没有把批评争鸣的公共意识真正建立起来，没有发挥好批评争鸣的武器作用。批评争鸣是学术谬误的清除剂，是学术进步的助推器，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甚至科学史学方面的诸多大家无不在他们的著作里强调学术进步中批评的作用与不可缺少。像人类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文论研究也充满由常识、习见和偏见所构成的错误以至谬误，需要加以认识和清理，同时又包含价值观的纷争与冲突，需要加以评判和取舍，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争鸣意识的确立、批评精神的介入，正如笔者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的：“作为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部类，文艺理论是一种价值——认知型的人类精神活动形式。以人类文艺活动经验为基础并与之同行而发展起来的文艺理论，包含着对于艺术活动之实然历史现象和规律的客观性认知，其中有真与伪、是与非的问题；而艺术活动的人性内蕴又使得从来的艺术活动都关联着人类应然存在的审美理想与价值取向，其中有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真与伪、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之类的问题皆非不证自明或一证即明，而需要去蔽的洞见、明辨的智慧，需要自由讨论、自由争论去破除盲视者、固执者、偏执者以及谬误宣扬者之种种遮蔽真理和真相、泯灭以至颠倒是非对错的观点和言论。常言道真理越争越明，没有争鸣，真相和真理是不会自行显现的。”[6]然而，由于传统的和历史的各种原因，批评精神并未真正在我国文论界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来，许多人还不习惯于批评别人尤其是被别人批评，虽然大家都知道真理不辩不明，但一旦遭遇到批评，心理上还很难接受，以致我们较少看到为了学术真理向权威人士发难，更较少看到为了学术真理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人批评的情况。因此，中国当代文论界应该在观念上真正明了学术争鸣和批评对于文论发展的意义，认识到在中国文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和科学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学术争鸣、批评精神不可缺少，同时还要在实践中切实有力地加以践行。相比而言，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当代中国文论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尚需为了光大学术真理而不计得失的批评勇气和责任担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