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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语学界美学转型的大背景下，物感理论应运而生。从批判理论视域审视之，可厘清其思想脉络中的关节点：审美主义问题结晶了个体审美经验与社会合理化的相悖，揭露了趣味美学的困境；审美主义批判显示了批判理论对趣味美学的依赖，促使美学吸纳批判理论“范式转型”的理论反思；生产美学转向，开启了另一种现代性叙事及其自我确证；物感因而成为了美学转型之后的新感性尺度。 关键词： 批判理论 生产美学 趣味美学气氛美学 物感 作者简介：汪尧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德国思想史。 近年来，“物”美学逐渐成为了汉语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环绕个体的现代现象中，物可谓最切近的现象之一。但是，最切近的现象往往引发着最困难的理论问题：应如何去理解这个“物”呢？总之，物已经嵌入了形形色色的现代性叙事。当权衡“物”的理论框架发生了变化，物美学也迎来了转型。据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艺术作品之“物”因素的追问，“质料”与“形式”是西方思想理解物的核心概念，并由此拓展为包括美学在内的“万能”概念机制。[1] 无论延续（强调两者在艺术作品中的统一）还是克服（执其一端）这种机制，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都获得了优先性。而为了保障这种优先性，必须预设：1，艺术作品的完整性；2，发见这种完整性的审美判断力。在此意义上，传统美学或可描述为一种内审美的主体理论，其核心是以康德为宗的“趣味美学”。[2] 但同时，趣味美学的局限一目了然：它的论题缩限在狭义的艺术领域，无法正视审美同生活世界的自然联系。因此，美学转型的基本问题语境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国内学界早已认识此问题的重要性，并作出了很多积极探索。[3] 本文旨在有限地关注其中之一，即吴兴明先生提出的“物感”（the feeling of objects）理论，其理论表述及批评运用具有系统性。[4] 总体而言，物感理论的成型，尤其离不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转向所带来的理论冲击。在“物感”的理论背景中，美学转型与批判理论“范式转型”的复杂关系，颇具特殊性和重要性。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批判理论视野，旨在重新审视并勾连起具有思想史关联的美学论题。简言之，审美主义方案结晶了个体审美经验与社会合理化之间的悖论，揭露了趣味美学的困境；审美主义批判进一步显示了批判理论对趣味美学的依赖，促使美学吸纳批判理论“范式转型”的理论反思；生产美学转向，开启了另一种现代性叙事及其自我确证；物感因而成为了美学转型之后的新感性尺度。 一，审美主义：一种悖论的现代思想样式 汉语学界对审美主义（  sthetizimus）的论述不少，可谓毁誉皆有，敷衍为不同路径。[5] 但若问审美主义的思想效力是否完全得到了澄清，答案却是未必。毫无疑问，审美主义是舶来的西方现代思想，其名下通常汇聚了两大指标，即审美自律与救赎。审美自律是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审美价值分化，审美救赎则表达了基于审美价值自律的特定社会批判方案。自席勒以降，审美主义在批判理论中得到了最深刻的表达。[6] 其中，本雅明对审美主义的双重性质有精当论述：面对艺术脱离其礼仪依附的危机，“艺术就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即用这种艺术神学作出了反应。由此就出现了一种以‘纯’艺术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完全否定的艺术神学，它不仅否定艺术的所有社会功能，而且也否定根据对象题材对艺术所作的任何界定。”[7] 这亦非偶然。据说，审美主义虽是镶嵌于百年现代学问题域中的心性现象，但也始终是社会理论视域中的“社会”问题。[8] 汉语世界中审美主义论说的出场，更接续了此双重性：一方面，审美主义担负着文艺研究的合法性证明：审美价值的自律自足，成为其有效支撑。另一方面，这种证明并非简单的学科自觉，而有更深层次的社会诉求。但是，审美主义无力承担为现代社会规范奠基的负荷，其一揽子方案要么与社会合理化针锋相对，要么成为前现代情绪汇聚之地。一言以蔽之，作为一种现代思想样式，审美主义自身也处于悖论之中：它既是审美自律的合理诉求，又是价值僭越的合法性依据。换言之，审美主义是作为社会否定性的“纯”艺术观念与这种否定性承载的社会批判功能所缔结的胎儿。[9]在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上，审美主义悖论扭结在两个关键论题中。其一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性分化日益复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物化。这引出了另一论题，即“生活世界的亏空（Lebensweltverlust）”（马夸德语）。[10] 生活世界的亏空是现代性危机的基本表述，概而言之至少有这么三层含义：1，在个体心性层面上意味着现代自我体验的扭曲、失范。2，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意味着社会整合和团结的资源日渐失效。3，意味着个体化与社会化之关系的传统解释失效。从社会角度来看，个体心性的现代体验是反社会的、负面的。从个体角度来看，社会性质则是压迫的、外在强制的。对此，审美主义成为了一剂强心针，反过来质疑生活世界合理化进程，视之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11] 换言之，生活世界合理化一旦被还原、等同为目的理性的扩张及工具理性的宰治，弥补亏空的方法无非在于诉诸合理性之外的手段，瓦解日趋僵化的生活世界。至少在批判理论内部，一旦抛弃合理化论题，美学的扩张就顺理成章了。 合理化声名扫地，现代性亏空则制造着否定性的生存感受。审美主义作为理性合理化的否定，正好与后现代思潮的核心关切相对应，这就是“解分化”。[12] 解分化一方面瓦解了支撑传统美学的系统知识结构及现代性自我确证；另一方面也导致传统美学的学科自主性逐渐陷入无力的守旧（失语）。面对消费社会玲琅满目的商品化或者说物的爆炸，这一问题最直观地体现为“技术时代生活感的丧失”。甚至，连这种生活体验也充满悖论：一方面，我们无可避免地被现代物所包围，处于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另一方面，诸多征兆迫使我们又不得不将消费社会判断为一个即将热寂的社会。[13] 悖论感产生了最不切实际的“乡愁”感，企图来替代鲜活的、或冠以“后现代”之名的当下生存感受。这种乡愁不仅没有揭示出当代生活的社会历史根源，反而企图遮蔽传统与现代之间实实在在的断裂。 问题恰恰在于，综观诸种现代性方案，审美主义不失为应对生活世界亏空、反抗合理化危机的有力选择；但是，审美主义的干预，又必须以价值僭越为前提。上述悖论充分表明，审美主义执拗于主体哲学视野，思想效力有限：“荒漠化、虚无化不仅是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们对当今人类存在状态的基本判断，也是所有向往实体性价值的理论家给当代世界的最终判词。一方面，他们站在审美主义立场对抗现代性分化的理性统治，另一方面又牢牢立足现代性分化的理性立场，以对抗消费社会迎面而来的解分化。这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在视野上的一个共同盲点:对现代社会消费的交往界面视而不见。”[14] 因此，可以说，批判理论的审美主义方案，止于哈贝马斯的“范式转型”，但也带来了另外的难题。一般来说，哈贝马斯的思想取径表明：在交往理性所恢复和支撑的现代性分化中，美学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15] 批判理论的社会理论转向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遗产（主体理论），从理论上放弃追问作为主体要素的审美经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自然联系。这也意味着传统美学的论域迁移。重新在理论上恢复和定位这种自然联系，正是当代美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总之，批判理论语境中的美学转型表达为两个互相关联的论题：其一，审美主义既显示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裂隙，又要求立足艺术去和解社会的分裂，因而呈现为一种悖论性质的思想样式。范式转型针对并消解了审美主义的思想效力。其二，现代艺术经验冲击了批判理论对传统美学的依赖。批判理论一方面坚持传统美学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支撑性构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修正传统美学范畴，以便容纳现代艺术经验，维持审美主义模式。上述冲突表明：基于传统美学视野的审美主义与主体哲学相互依存。因此，美学转型与范式转型必须并行不悖，审美自律的合理性才有望重塑。就此而言，当务之急在于阐明：对批判理论而言，传统美学缘何重要，又为何需要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