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短裤党》的争论 1928年1月12日在上海《 时事新报》第一张第二版上刊登了一则《蒋光赤启事》，启事中说： 鄙人为一流浪文人，淡心政治，对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与闻。盖以为文人自有其分内事，不应陷入政治之旋涡也。拙著小说《短裤党》一书，乃完成于北伐军初到上海之时，其所叙述尽为孙传芳统治下之事迹，似不致引人误会。况小说家言半多虚构，乌(恐为“焉”字之误、编者)能认之为真邪？不料阅报竟有人诬鄙人为共党，诬《短裤党》为宣传赤化之书，此诚不知何据而云然，幸原书具在，不难覆按，恐各界不明真相，易滋误会，特此登报正式声明。 蒋光慈的《短裤党》完稿于1927年4月3日，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达到了顶峰，1927年3月27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占领上海，北伐军也到达上海。瞿秋白参与构思和本书定名。蒋光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中篇小说《短裤党》。文学史称之为第一次以文艺形式正面提出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问题，第一部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工人小说史上的丰碑。作者在小说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其中也有国民党左派）的革命义举，再现了三次起义从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全过程。瞿秋白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也赞赏道：“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该书于1927年11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时，时局已大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上海和武汉都是一片白色恐怖。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短裤党》刚出版便遭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和敌视。一篇署名“奇工”的文章《短命的〈短裤党〉》云：“听说现在上海特别市党部大大的注意《短裤党 》。”也正是这篇奇文大肆攻击《短裤党》“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吹暴动的作品……我想他决定就是一个暴徒了，你们想他的名字就奇，什么字不取，偏偏用‘光赤’两字(‘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之暴徒耳）”。出于斗争和捍卫这部作品的需要，蒋光慈“登报正式声明”，佯称自己是“淡心政治”的“流浪文人”，《短裤党 》“半多虚构”，力图不“滋误会”。这本书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畅销书，处于革命低潮的人们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正如当年郁达夫所盛赞的那样：《短裤党》的问世，使“光赤的读者崇拜者，突然增加了起来”。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29日致函国民政府，声称《短裤党》“内容专以煽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共产政府为事，显系反动宣传品”，函须“悉数焚毁”。时隔六天，国民党当局发布第64号训 (密)令，声称对包括《短裤党》在内的左翼文学作品“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遏萌”云云。《短裤党》遂被禁毁。 革命文学艺术标准与政治功用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1928年7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太阳社重要成员钱杏邨（阿英）的第一本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太阳社主将，也是钱杏邨的老友，蒋光慈欣然为之作了序文，这是蒋光慈有关新诗的重要文章，也是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全面地阐述了蒋光慈关于创作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序文首先倡明自己的观点： 在这十年来的新诗坛内，我们只可以寻出趣味的小诗，莫名其妙的哲学诗，好哥哥甜妹妹的肉麻诗——而很少能寻出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呼声，虽然有一二革命诗集的出现，然终不能引起一般读者们的注意。一般的读者为趣味，恋爱所麻醉住了，以为诗只是美的表现，而不应与革命发生什么关系——革命与诗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这么一来，就是有很好的、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诗的作品出现，也不能给读者社会以热烈的刺激，结果只是没落不张而已。 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坛在开始转变方向了。因为受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无怪作者和读者，对于文学的观念都起了大的变动，所谓革命文学，革命诗，文学应当为革命服务……这些都似乎成了时代的重要潮流，没有人敢公然地反对了，就是有人起来反对，那恐怕他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被唾弃和讥笑而已。这是当然的事情，时代是这样地需要着，任你谁个有什么伟大的 力量，也不能将这个潮流堵住啊!我们对此只有欢欣，只有庆祝，只有希望……因为现在是新中国伟大的文学的开始期。 蒋光慈称赞作者这一首长诗，很无疑地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在内容方面不消说是革命浪潮中的产物，完全表现出现代中国革命的情景，它的意义是不会消灭的。就是在形式方面说，虽然不能说有什么伟大的成功，但却不能说不是中国诗坛上稀有的创作。固然，这首诗与布洛克的《十二个》相比，当然相差得很远——《十二个》不但在意义方面是伟大的，就是在技巧方面，它那种音韵的自然与 活跃，也为世界文学的绝唱。中国语的不完全当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够向作者加以苛求，我们只有希望作者顺着这条路儿走去…… 《暴风雨的前夜》是钱杏邨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诗人假托一个狱中青年的口气，记“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的所闻。所录取的时代画面，富有强烈的历史感，很能窥探到“四一二”政变以后一部分革命青年的激愤心理。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一篇记事诗。”“在意义方面，是很重要的一篇史诗，只是技巧不纯熟。”蒋光慈为这首长篇叙事诗原稿“改动了几处”。 蒋光慈在序文中对诗集加以热情肯定，对新文学特别是诗歌进行了回顾与剖析。上述意见中自然不无偏颇之处，如对新诗的成绩肯定不够，但蒋光慈是一位重要的从新诗浪潮中走来的人，他对新诗的这些见解，可谓是一家之言，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情况，显然有极重要的价值。 “冲出云围还是月” 蒋光慈以写新诗出名，但他同时也擅写格律诗。1924年上半年，在莫斯科的蒋光慈收到李宗邺从国内寄来的照片，照片上题七言诗一首： 清才薄福一身秋， 难叩天阍问自由。 碎了我心沸尽血， 万人如海看尸浮。 当时，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二七”大罢工失败，国内政治形势倒退，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李宗邺，面对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极度悲观失望，再加上热恋中的对象又突然不辞而别，更使他日益陷于难以自拔的苦闷之中，甚至几次萌发自杀的念头。这首诗正是他当时这种消极思想的反映。 蒋光慈读到这首诗后，深为这位曾在“五四”初期风云一时的老同学此刻的悲观情绪担忧，不久，即步李诗原韵作答： 阳春未到必经秋， 天道循环有自由。 冲出云围还是月， 共君携手看沉浮。 诗人殷切地劝告老同学不要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应当从肃杀的秋天里看到明媚的春光，从昏暗的夜空中看到破云而出的明月。暗示黑暗的现实终将沉没，灾难深重的祖国必将走向光明的未来。这首寓意深远的诗，既是对友人的慰勉，又表明了诗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1929年9月10月间，蒋光慈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的人生和心路历程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书名即是从上述作者早年题赠友人的诗句中化来。 李宗邺1896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镇船板冲村（时属霍邱）人，谱名恒著，字若梅，出生于贫农家庭，幼读私塾。富有才华，少有文名，和蒋光慈、葛鲁生并称为白塔畈三大才子。1916年入安庆六邑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1917年春他和胡苏明来到省立芜湖第五中学，被刘希平、高语罕收在该校读书。1917年暑假归来，在白塔畈小街看到蒋光慈辍学在家，便介绍他到省立芜湖五中，同在丙班上学。可以说是蒋光慈走出山外的引路人。 1917年秋开学后，李宗邺当选为刚成立的校学生自治会首届主席，带领学生监督厨房，审查、管理学校财务和卫生，评论教师的授课能力。李宗邺酷爱经史，老师刘希平评论他“议论经史、口若悬河”。宣传爱国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当然更是致力于宣传无政府主义。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宗邺和蒋光慈当选为芜湖学生会联合会正副主席，他们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在当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蒋光慈赴苏后，1923年秋李宗邺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25年，李宗邺毕业后，被上海中华法政大学聘为教授。这位引领蒋光慈走向山外的引路人此时倾向爱国，但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理解。1926年夏李宗邺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政治部任职。后走向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道路，在蒋介石政权南京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1928年秋曾寄给蒋光慈一张照片和一本自行刊印的诗集《孤鸿吟》。李宗邺着国民党军军官装，肩挎手枪、腰扎皮带，很是年轻威武。蒋光慈接件后掷于地下，写出了七绝四首诗答复他，其中一首是： 秋深接读故人诗，风雨联床忆旧时； 不道当年生死友，而今分道两相驰！ 一对同乡、同学、好友，在大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从此分道扬镖了。 1956年李宗邺调至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史料学研究方法》等，为文献学科重要著作，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之一。1991年12月病逝。 （作者单位：安徽六安市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