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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新梦》由党中央创办的上海书店出版。它是上海书店出版的第一本文学书籍，也是蒋光慈的第一部诗集，诗集的扉页上有木刻红字：“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光赤”。《新梦》集中收录了诗人留学苏联期间（1921-1924）创作的35首新诗，以及6首译诗。其中多数作品如《新梦》《莫斯科吟》《十月革命纪念》等曾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 副刊上发表。在中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1925年，《新梦》的结集出版迎合了时代情绪，迅速产生集束式传播效应， 如“一颗爆裂弹”，投到了青年的心里，激荡着进步青年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发挥了特定意义的导向作用，很多青年由此理解革命，走上革命道路。 《新梦》“第一次把十月革命的地炮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了中国的诗坛”，为彼时的中国“带来了不少关于‘世界革命’的消息”，满足了人们对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增强了人们要在中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信心和勇气，被誉为“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钱杏邨）。《新梦》出版年余即重印三次，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蒋光慈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立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奠下的第一块基石。蒋光慈在《新梦》中以“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的誓言。 《新梦》由“红笑”、“新梦”、“我的心灵”、“昨夜里梦入天国”、“劳动的武士”等五个部分组成，全为蒋光慈旅居莫斯科时期创作（翻译）。因而讴歌十月革命和革命领袖，赞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这一时期诗人反复歌咏的诗歌主题。而诅咒一切压迫者，同情一切被压迫者，鼓动反抗和斗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诗集的主旋律。整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是“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钱杏邨）。 蒋光慈是安徽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底，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后备干部培养对象，蒋光慈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韦素园等一起,被派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受了赤光的洗礼，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高语罕《〈新梦〉诗集序》） 肩负寻求革命真理和救国之路使命的蒋光慈，从乌烟瘴气动荡不安的祖国，“渡过了千道江河,爬过了万重山岭”，辗转周折来到久已向往的赤乡，心情无比激动和欣喜：“多少年梦见的情人！我快要同你怀抱哩！”（《红笑》）诗人亲眼见证了这个曾被勃洛克称为“癞皮狗似的旧世界”，在经历了十月革命炮火的洗礼后，已然变成了“无尘土的国土”，到处充满蓬勃向上的生机：“冰雪的寒威去了，/春光带着笑意来了，/草也青了，/花也开了。”(《新梦》) 徜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诗人在“红旗下——常作了自由行” （《自题小照》），“我要歌就高歌，我要梦就长梦。”（《莫斯科吟》）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天朗气清，生机勃发，受压迫的劳农翻身做了主人的自由畅快，让诗人心潮澎湃：“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的旗帜红；/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莫斯科吟》） 诗人满怀豪情高歌赞美这一光明洁净的世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现实中的祖国。“每回搔首东望”， 诗人看到的是：“美利坚假人道的旗帜的招展，/英吉利资本主义战舰的往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王的狂荡”（《太平洋中的恶象》），看到的是“大将军的钢刀，小百姓的肉头；钢刀仓仓响，肉头滚滚流。”（《钢刀与肉头——读中国报纸作》）。故土的黑暗和沉沦，曾让诗人不停叩问“何处是我的家园？/何处是我的去路？/何处是我的来源？……”（《月夜的一瞬》）“黑夜里四面哭声，航海的灯塔在哪里？”（《西来意》）“哎！中国，中国/你何时复生？”(《每回搔首东望》）祖国饱经忧患，人民水深火热，这一切都让诗人忧心如焚，难以平静。“听着痛苦人们的哭声，/我的心灵就颤动不已……为什么我因此流了许多热泪呢？”（《我的心灵》）“我生在东方被压迫之邦，/我的心灵充满了屈辱的羞愤！……我今乃悲故土的沉沦。”（《怀拜伦》） 身处赤都的蒋光慈，虽远离故国，却始终牵挂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这种血肉相连骨肉情深的深情令人动容：“当我想起群众的痛苦时，/我不觉把自己的痛苦忘却了，/但是同时我的痛苦又加了十倍。”（《小诗》）“我要往地狱里去！兄弟们喊着悲惨的声音，我怎能忍心静听呢？去啊，去啊！我一定要安慰他们去！”（《我应当怎样呢？》）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友人，要牢记顶风冒雪千里跋涉来到“红光国”的目的——不是“寻快乐”，而是“为人类，为社会，为我的兄弟姊妹”，为将来红光普照东方寻得“一点真经”。（《西来意》） 十月革命 “开辟了无产阶级统治的世界”，缔造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指示出求解放的道路。蒋光慈由此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果说“廿一年”来，诗人“对花月流热泪，登高山放悲歌”（《自题小照》）也难遣“忧黎元”的愁怀，而如今贝加尔湖的清水洗净了他的心灵，乌拉山的高峰放宽了他的眼界，莫斯科的旗帜染红了他的血液，新生的苏俄让诗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且谢谢这赤浪红潮/将我全身的灰尘一洗！/从今儿我更不悲观了——/觉悟到人生的意义是创造的。”（《西来意》）“今日在红色的劳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怀拜伦》） 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让诗人难以抑制内心的崇敬，他不吝使用世上最美的语言来抒发由衷的赞美之情，在中国的诗坛上唱响了“十月革命”颂歌的第一声：“十月革命，/如火炮一般/轰冬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莫斯科吟》）在诗人的眼里，十月革命就是“自由神降生的纪念碑”（《十月革命纪念》），给身处黑暗的人们指示了争取自由和新生的方向，昭示着要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必须有“永远/反对凶残的强盗，/反对无耻的富人，/反对作恶的上帝，/反对一切遮蔽光明的黑影”（《怀拜伦》）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他急切地对着受苦受难的同胞反复呼告：“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罢，/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太平洋中的恶象》）“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到了极度；/倘若我们再不起来反抗，/我们将永远堕于黑暗的深窟。/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中国劳动歌》）诗人的激情抒唱，满溢着强大的青春活力和亢奋激越的革命豪情，高扬着诗人反抗压迫追求理想的不屈斗志和坚定决心，如一束强光照彻黑暗，为在迷惘中探索的青年指示出：“只有‘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钱杏邨） 诗人还满怀深情地为人们描摹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理想的社会生活图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没有贵贱；/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打成一片；/什么悲哀哪，怨恨哪，斗争哪……/在此邦连点影儿也不见……欢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欢乐啊！/谁个还知道死、亡、劳、苦是什么东西呢？”（《昨夜里梦入天国》）虽说诗中展现的是想象的理想社会图景，但其实并不虚幻，因为它不仅建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更建立在诗人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知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哪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历史的命运，革命的浪潮，任谁也不能将它压下去。”（《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蒋光慈希望如勃洛克那样，做“一个东亚革命的歌者”， 通过诗歌传达十月革命的火热气息，点燃处于黑暗中祖国人民的心灵，激发起他们的抗争意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去，“从那命运幸福的人们之宝库里，夺来我们所应有的一切！”（《我是一个无产者》）而“勿要为革命所带来的牺牲，恐慌，危险所震惊。”（《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 《新梦》不仅倾情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处处代表着无产阶级大胆的赤裸裸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高语罕《〈新梦〉诗集序》），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激情，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它鼓舞着仍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人民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绝不姑息，绝不苟安，绝不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妥协，一定要征服压迫和剥夺我们的人”（高语罕《〈新梦〉诗集序》）。以反抗谋求生存，以武装斗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梦》充分发挥了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诗人热情地号召人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做不懈的奋斗，因为“建立一个共劳共享的共产社会，是一步一步可以达到的。”（高语罕《〈新梦〉诗集序》）“这是光明的将来，不是幻想，也不是虚空的一个希望……”（那特孙，译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梦》也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诗集”，显示出“初具雏形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新梦》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地表达了对革命历史进程的认知，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最早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新梦》还率先将革命先驱和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作为诗歌的主人公推上历史舞台，诗人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无限的深情,寄托了不竭的希望。他赞誉列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领”，是“伟大的红星”“光亮的明灯”，以“空前伟大的个性” 和“改造世界的天能”，（《临列宁墓》）“给了人类不可忘的礼物” ，“所遗留的将与日月以同明”（《哭列宁》）！他痛惜列宁的早逝：“纵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号天痛哭，也哭不醒最亲爱的墓中人”。但他深切的明了对革命导师最好的纪念是什么，因此他号召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倘若我们是列宁的学生啊，/且收拾眼泪，/挺起胸膛，/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让列宁主义永留在“每一个爱光明的人的心灵里”（《哭列宁》）。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在回国后的1925年，蒋光慈又先后写下了散文《在伟大的墓之前》和《列宁年谱》，高度评价列宁的丰功伟绩，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 深受苏联文艺思想影响的蒋光慈曾明确指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当然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关于革命文学》）在他的笔下无论是革命先驱，还是普通士兵，或者可怜的饥民，卑贱的奴隶，他们身上都集聚着“人类的光荣”。他褒扬苏联红军是“英雄的、忠诚的”，“拥护自由公道的天使”，“宝刀将斩尽一切黑暗的魔鬼”，“你永值得诗人的歌咏和赞美！”（《劳动的武士》）他礼赞苏联少先队员“是将来的花”“新世界的主人” （《十月革命的婴儿》），是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栋梁。他描写退伍归农的普通士兵，“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夺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一个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兵士》）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依然保持着坚定执著的革命性。诗人坚信，旧的世界既然已被他们打破，新的世界也一定会在他们的手中诞生！“世界的将来属于/那可怜的饥民，卑贱的奴隶”。因此，诗人要“跑入那茫茫的群众里！诅咒那贪暴的、作恶的，歌咏那痛苦的劳动兄弟” “倘若我的诗不尽量地为他们歌，这是我的不幸——诗人的羞耻……”（《自题小照》）他曾借涅格拉梭夫的诗以明志，愿意选择艰难的“狭窄道”，“战为劳动者，/奴隶与贫穷；/挺身代伸雪，/扫尽不平种！/愿做苦人友，/热血化为虹！”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只有自觉投身社会生活和革命运动，把自己与人民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创作“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呼声”的伟大作品，才能“从那群众的波涛中”“涌现出来一个真我”（《自题小照》）。 《新梦》是诗人满怀着对于人类，对于社会的“无涯际的希望”，在“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从心灵里燃烧起的一片“无涯际的红火”。它饱含了诗人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诚挚赞颂和无限憧憬，体现了诗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也承载了诗人矢志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民间立场和底层情怀，以及反抗强权压迫，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抗争精神。《新梦》充满自信和激情的革命言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添加了“现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元素”，“使中国新诗在表现视角上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上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准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左翼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革命文学”的先声。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