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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的哀怨》:个体革命话语的无力抗争

http://www.newdu.com 2018-10-10 文艺报 潘 应 参加讨论

    
    1930年10月20日,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段话:“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的悲哀,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
    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蒋光慈之所以被开除党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小说《丽莎的哀怨》表现出了“反动”的倾向。据史料记载,《丽莎的哀怨》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当时左翼文艺界的激烈争论。冯宪章认为此作“采取反面的表现方法……表现了俄罗斯贵族阶级怎么的没落,为什么没落,并且暗示了俄罗斯新阶级的振起!”华汉却认为“《丽莎的哀怨》的效果,只能激动起读者对于俄国贵族的没落的同情,只能挑拨起读者由此同情而生的对于‘十月革命’的愤怒”。笔者认为,正是《丽莎的哀怨》冲破了左翼文艺的规范,将革命话语的个人追求尽情展现,从而引发了两极分化的评价。
    《丽莎的哀怨》是蒋光慈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大胆的突破,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小说人物身份与叙事方式的独特。
    在蒋光慈之前的作品中,小说人物大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正面形象,而在这部作品中却大胆采用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对立面——白俄贵族少妇作为主角。“白俄”,指上世纪20年代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难民。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沙俄贵族逃往海外。其中,很多人逃亡到上海生活。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上海的海派文化。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白俄贵族在上海穷困潦倒以至于沉沦。蒋光慈早年在翻译苏联作家谢廖也夫的《都霞》时,经过比较,意识到很多中国革命文学的创作手法是教条死板的,他认为“《都霞》白色圈中所悟到的党人的崇高,比在‘红’的环境中觉悟的更有价值,这种从侧面表现的方法感动人的地方,比从正面写来得深刻。”所以,作者塑造“丽莎”就是尝试做出改变,通过表现沙皇贵族的衰败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兴起,探索出一条新的创作方法。但是,其他左翼作家的评论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出现了巨大的隔膜,作者对丽莎的态度却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批评。事实上,在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中,我们会隐隐感受到蒋光慈在表现白俄贵族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时,间接表现出对丽莎的肯定与怜惜。特别是小说中具体展现了丽莎的哀怨内容,是出于对俄罗斯故土以及家人们的乡愁,念念不忘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的青春时光。所以,通过对丽莎这类对立面人物的塑造,小说内涵变得更加真实、丰富,甚至带有不确定性,由此提供了另外一种对革命与生活的认知。
    另一方面,蒋光慈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即通过丽莎第一人称的视角,向读者敞开心扉。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有很多优势,例如小说中,由于国内政治的巨变,给丽莎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放逐到天涯,从彼得格勒到海参崴,再到上海,一步步地远离了祖国,成为无根的人。在人生的每一次挫折面前,读者都会感受到丽莎在面对苦难时,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但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很容易模糊界限。因为,作品中的“我”,大大地缩短了作家与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关于这一点,在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里有这样的分析:丽莎首先哀怨苏联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让她没有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然后哀怨自己背井离乡、被迫漂泊的屈辱生活,最后哀怨自己回国无望、客死他乡的命运以及生不如死的心情。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些时,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同情被革命的对象——白俄贵族,甚至情感战胜理智,忽略了丽莎的特殊身份,被她的坚强、纯洁深深吸引,产生同情心。通过以上的内容分析,我们就会明白,能够使读者产生这样的阅读感受,这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是有着重要关系的。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提倡革命文学成了左翼文坛的主流。创造社、太阳社等一批文坛新秀大胆展开对鲁迅等文坛老将的激烈批判,主要在于他们拥有了新的话语工具,这种新的话语就是革命话语,“革命文学”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蒋光慈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中站在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最前沿,组建文艺团体,创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革命诗文与革命小说。到了30年代前后,政党开始领导文艺,主要原因在于对革命文艺的重视,以期达到用革命文学进行政治宣传的目的。这样一来,属于文化领域中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20年代末,蒋光慈在革命文学的创作方面并没有固步自封,他一直在寻求改变与突破自我,《丽莎的哀怨》就是一次崭新的尝试。那么,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丽莎的哀怨》,这种革命话语的个人化写作,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必将面临被组织化甚至同化的命运。所以,不难理解当时左翼文艺界的严厉批评,因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作品不仅不能满足政治形势的宣传需要,反而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在《丽莎的哀怨》发表不久,左翼作家殷夫也发表了同类题材的小说《音乐会的晚上》,该小说以日记形式,展示了一个流落到上海的旧俄贵族安得列夫由失意到反抗再到绝望的心路历程。安得列夫与自己未来的岳丈格里哥里、玛利亚父女一起住在上海租界内,尽管生活日益艰难,他依然保持着贵族的生活习惯。身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中国青年C君以其良好的品质赢得了玛利亚父女的欣赏。尤其是后来,玛利亚在C君的教育下明白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意义,决定回到祖国去当女工。最后,失去女友的安得列夫彻底绝望了。
    这篇小说生动展现了安得列夫在挣扎中走向毁灭的心灵历程以及玛丽亚的最后选择,从而揭示了革命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以及贵族青年分化的现象。这篇小说在当时文坛没有遭到批判。笔者认为,两部类似小说完全不同的遭遇,主要在于作者对人物命运发展,在理性把握方面程度不同。
    《丽莎的哀怨》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展示了丽莎沦落时的心灵挣扎,但是作家没有对她的痛苦、哀怨以至自杀加以节制与批判。因而,客观上让读者禁不住对这位纯洁、天真、美丽的没落贵族少妇产生同情之心;《音乐会的晚上》虽然同样以安得列夫的口吻展示了内心的痛苦挣扎的心路历程,但是由于青年C君的出现以及玛利亚的最终选择,都表现出进步的革命倾向。特别是玛利亚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正好揭示了个体命运最终融入到革命组织的必然性,而丽莎的哀怨与思索可能导致对革命的怀疑以至于虚无主义。这就是两部相似作品却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左翼文坛,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政治标准,其次才是艺术标准。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丽莎的哀怨》的悲剧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文学创作的本质是自由的。真正优秀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其写作思路往往快意驰骋,有时候连作家本人都难以控制笔下人物命运的发展方向,更不用说以外界的条条框框来限制写作。笔者认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并不是《红旗日报》所说的污蔑革命,而是更多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行思考,从而不由自主地冲破了党所规定的文学规范。蒋光慈在《丽莎的哀怨》中所做出的种种尝试在文艺创作中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确实不合时宜,只是一次无力的抗争,必定要遭遇坎坷。
    鲁迅曾经说过“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这是对处于革命风暴中的文学家位置的深刻理解。蒋光慈曾经在《自题小照》中评价自己只是一个“革命的诗人,人类的孩童……永远保持着儿时的心境,永远为小孩子,永远地歌、跳、舞、笑”。他对革命的热望更多的是出于文学家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所以,即使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达不到革命斗争要求的宣传效果,但他最终的选择也还是文学。因为,蒋光慈曾说过:“我虽然对于群众运动表充分的同情,但是我个人的生活总是偏于孤独的方面。我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所以我的交际是很少的,我想做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才是他内心真实的声音!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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