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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70后”军旅作家的创作逐渐为文坛瞩目，“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已经成为军旅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创作成就相比，相关的研究和评论还远远不够。“80后”批评家傅逸尘对“70后”军旅作家群体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并首倡以“新生代”军旅作家的概念对这一群体命名，且撰写了大量相关的理论、综述、作家作品论等文章；从2014年起，傅逸尘在《神剑》杂志主持“新生代军旅作家对话录”专栏，累计推出24位青年军旅作家，在业内引发关注和热议。在此基础上，作家出版社新近策划出版了傅逸尘编著的《“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丛书（上中下三册）。丛书由傅逸尘撰写总论，每名作家小辑收录傅逸尘的评点文章、作家作品论以及作家代表作、创作谈、对话录、创作年谱、评论要目。该书是文学界第一部系统性研究、评论、推介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专著，全景式呈现出年轻一代军旅作家的整体水平和创作风貌，也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阅读参考与研究资料。 进入21世纪，以李亚、王凯、西元、王甜、丁晓平、朱旻鸢、裴指海、卢一萍、杨献平、董夏青青、徐艺嘉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入读者的视野，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创作覆盖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各种文体，不但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水准。 “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出生于1970年代以后，他们的军旅生涯伊始，恰逢我军新军事革命浪潮开始涌动，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历史性遽变，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表现领域。而且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无论是部队读者，还是地方上数量众多的“军事发烧友”，也都希望从军旅文学中感知强军兴军的壮阔图景，感受“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风采与“亮剑”精神。军营生活的新变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无疑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新生代”军旅作家作为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观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状态,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写作开拓了新的资源和面相。相较于前辈作家，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生活幅面里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新生代”军旅作家普遍具有本体的、异质的独特审美体验，具有重构日常生活之诗学理想的文学自觉；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新型军人面对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层面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为21世纪初年的军旅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作为一个鲜艳夺目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值得文学界予以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观念方法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新生代”军旅作家获得了新的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宽广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新生代”军旅作家对自身的经历与经验更为珍惜，叙事伦理的向内转使他们无论是面对现实生活，抑或是勾勒战争历史，均习惯于从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出发编织故事，并竭力避免宏大主题和场景的建构；他们习惯从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写面，把生活改写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赋予“现实生活”以生命性和存在感。 “新生代”军旅作家精神上的漂泊和不安定的特征投射到军旅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使得他们笔下的军人形象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作家本身的忧虑和焦灼。作家的视野亦随之淡出了宏大叙事，转而对民间立场产生认同感，向平静的日常生活靠拢，将情绪或细节放大，剖析最本真的“存在”的焦虑。 当下的青年写作，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的性质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客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更意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阔。“新生代”军旅作家与地方“70后”作家相比，还没有形成具有辐射影响的集群，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让我忧虑的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们同样存在某种模式化、同质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导致了气象格局的狭小与持续生长的瓶颈。 “新生代”军旅作家未来生长的瓶颈，首先是认知与把握现实军旅生活的能力较弱。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因其始终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了军旅作家强大的思想能力、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现实主义堪称军旅文学的精神底色和写作传统，它自身的性质和属性都决定着军旅作家需要及时快捷地追踪、记录当下军营正在进行中的变革。而当下的“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军旅小说却缺乏在更高与更深两个向度上认识和把握当下军旅生活的能力。有的作品虽然写的是现实题材，但创作主体缺乏紧跟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宏阔视野和整体性思维，缺乏穿透事象直达本质的锐利目光，导致作品所关注的并非是当下军旅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所传达的思想和意识并非是当下军队发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并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体。 其次，“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军旅小说沉溺于“底层叙事”，视角狭小，缺乏大气象。军旅文学的审美品格既要有低沉悲壮的，也要有昂扬向上的；既要聚焦基层官兵的生存境遇，也要关注军队发展的整体趋势，需要有大视野、大气象、大境界。当下的军旅小说依然难以摆脱“农家军歌”的阴影，所塑造的人物、反映的生活和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过于低矮、狭小、逼仄。作家执迷于对小人物、小挫折、小苦难、小悲剧、小事故的书写，执著于军旅文学的“底层叙事”，这样就与当前波澜壮阔的新军事变革进程中的军旅生活拉开了距离。“新生代”军旅作家似乎需要更新文学观念，尝试以崭新的创作姿态，写出和平年代军队整体性的发展变化和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 再次，职业化的军人伦理与传统的牺牲奉献和英雄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与错位，是书写新型军人和当下军旅生活的重要向度，而“新生代”军旅作家对此尚缺乏文学的自觉。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和平状态的不断持续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曾经笼罩在军人头上的崇高光环渐渐褪去，“价值解圣”之后的军人职业日益退至社会的边缘。1990年代之初，“农家军歌”的唱响和朱苏进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当代军旅文学“英雄主义写作”主潮之外的一种变调，较为敏锐而及时地触及了军人伦理的职业属性。但是“农家军歌”写作因为对农民军人狭隘性和功利性的过度戏剧化表现和片面性的价值评判，而丧失了对军人职业一般属性和生活基本面的把握。朱苏进的《醉太平》尽管偏离了其一贯张扬的理想主义英雄美学追求，象征着创作主体“英雄梦”的破灭，但是却历史性地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对军人职业伦理的正面书写。然而进入1990年代中期，随着“农家军歌”的式微和朱苏进从军旅文坛的淡出，军人职业伦理叙事刚刚启动便戛然中止。笔者认为，当下军人伦理的内涵，简言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使命任务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军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内容都有着独立于社会——地方的特殊性，军人生而为战胜，要在战争和战争准备中追求其终极理想和价值；二是军人职业的一般属性，决定了军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通约性，在特定的体制之内成长，军人也要面临职业的选择、职务的晋升、“职场”的竞争，以及婚恋问题、琐碎的日常事务和家庭生活；三是英雄的军史和优良的传统对军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立场原则、价值判断、道德规范等等方面的传承性影响。这三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的缠绕、渗透和交融构成了现代军人伦理体系，也成为“军人伦理叙事”的内在要求。 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精神风骨，21世纪的军旅文学同样需要塑造当代英雄形象，而“新生代”军旅作家的部分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笔者认为，对当下军营的深度挖掘、对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的新鲜塑造是“新生代”作家今后在创作上有待挖掘的资源和可以提升的空间。 当今社会生活正在飞快向前发展着，强军兴军的时代浪潮席卷而至，军队、军营和军人正在发生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新型军人的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构建军人伦理新的时代意涵，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诚然，以文学的方式概括现实、穿透时代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但是我想，即便不能给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也要写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即便不能贡献整体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识，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场；即便不能在形式上开掘创新，至少要趋近于高贵优雅的文学气质。惟其如此，“新生代”军旅作家才能突破局限和瓶颈，葆有未来发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 （摘自《“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中、下卷）》，傅逸尘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