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海外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流年物语》，借助于沛纳海名表、老鼠、苍鹰等九种带有突出象征隐喻意味的物事的精确描写，在“物”与人彼此映照的过程中，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具有相当深度的精神分析。
    关键词：物语 人物形象 象征隐喻 精神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写作领域内一批海外作家的异军崛起，已然是一种不争的文学现实。这其中，张翎显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完成一批品相颇不俗的中篇小说写作的同时，张翎更把主要精力投注到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之中。更早一些的诸如《邮购新娘》《望月》此类作品姑且置而不论，大约从那部旨在全方位呈示海外华人艰难打拼历程的《金山》起始，张翎的长篇小说写作便渐入佳境。《唐山大地震》《睡吧，芙洛，睡吧》《阵痛》，虽然其间也仍然会有所起伏，但作家对于长篇小说这一特定文体理解把握的日益精准到位，却是无法被否认的一个事实。或许与张翎自己的身为女性有关，从《阵痛》起始，她开始自觉地在一种相对阔大的历史视阈中展开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与表现。这一点，在这部《流年物语》（载《中国作家》杂志2015年第8期）中，得到了自觉的延续。何以为“流年物语”？一看到这个标题，马上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源氏物语》，联想到有着“物语”传统的日本文学。那么，我们果真能够在日本文学的“物语”意义上来理解张翎的“物语”吗？查阅百度百科，所谓“物语”，意即故事、传说，日本的一种文学体裁，由口头说唱发展为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物语主要指自平安时代（794 ——1192）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传奇小说、和歌式小说、恋爱小说、历史小说、战记小说等。其中，以《源氏物语》最为著名。尽管我们很难确证张翎这一小说的命名是否受到过日本文学物语传统的影响，但既然是故事与传说，那么，最起码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说，二者之间一种影响关系的存在，是能够成立的。但请注意，在承认张翎的《流年物语》或一方面受到日本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却更应该看到张翎个人在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一种原创性努力。具体来说，张翎的“物语”乃意味着一种借“物”以察人观事的特别叙事视角的择定与确立。举凡河流、瓶子、麻雀、老鼠、钱包、手表、苍鹰、猫魂、戒指这诸种物事，在张翎笔下皆被赋予了某种特别的灵性，承担着叙述者的功能。这样一来，张翎也就获得了一种游走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叙事自由，既可以运用第一人称自述这些物事本身的故事，更可以通过非限制性的第三人称来讲述特定历史时空下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因为张翎赋予了本来没有语言能力的那些物事一种拟人化的言说能力，所以才被称作“物语”。
    关键的问题恐怕在于，世间物事万千，可谓林林总总，为什么进入张翎写作视野的是以上所列九种而不是其他的物事呢？只要细读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被列为叙述者的物事，实际上都是作家慎重选择的结果。这其间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张翎一种特别的艺术智慧。比如，那块叙事时间跨度为“1953—1966”年的沛纳海手表。这是一块世所罕见的名贵手表：“我是一只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我出生在一个‘瑞士制造’是钟表工艺代名词的时代里，可是我却为身上的意大利血统而自豪。我有一个直径为四十七毫米的超大型表壳，它用螺旋的方式固定在表身上。表身和表耳焊接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表壳上的杠杆锁定让我能够潜入海底二百米之深而不用担忧进水，而表面的夜光罗盘可以使佩戴我的人在幽暗的水底世界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时间显示。虽然沛纳海作为一流的运动表闻名全球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它超级帅气的表型，超级坚固的机身，还有绝对超前的潜水功能，早已让它享誉欧洲大陆，成为每一名意大利皇家海军最值得夸耀的拥有品。”遗憾的是，如此一只造价不菲品质超群的沛纳海手表，在其出世后虽然几经周折，辗转数人，却终归所托非人，没有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一只本就为航海而生的航海表，却终生都没有见识过大海：“从诞生到消陨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唯一见过的水，是带着刺鼻氯味的游泳池，还有交缠着水草和烂菜叶的河流。”《红楼梦》中晴雯的判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多多少少可以被看作是这只可谓生不逢时的沛纳海名表一生命运的形象写照。之所以会是如此，与这只名表最终落入一个名叫全崇武的中国人手里长达十三年之久密切相关。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此人有过多年的行伍生涯，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始转业到地方企业工作。这块名表就是在他初始转业时老首长送给他的一件礼物，希望能够借此而对他有所警戒，以免他在未来的岁月里命犯桃花，在女人的事情上摔跤。此后的一系列事实，果然一再证明，这位老首长的确目光如炬：“女人的死，没有人能拿出与全崇武相关的证据，但毕竟影响太大，他还是受到了处分。因了一位老首长的极力干预，他得到了最体面的惩罚——他被调离原先的单位，到另一家地处郊区的工厂任职，依旧当书记。从一家全城知名的大企业，换到一家中型工厂，他已经无形中被降了职。”但，“这只是他一生接二连三的处分的开始。”有一点相同处是，他的“接二连三的处分”，大多都与男女问题有关。
    全崇武虽然身为这块沛纳海名表的主人，但由于他的孤陋寡闻，他自己并不清楚这块名表的珍贵处所在。一直到叶知秋这位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登场之后，这块沛纳海的价值方才得到确切的证实：“我的主人爱我，但并不懂我。我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玉，我主人却把我当成一块石头——一块具有特殊色彩的石头——来悉心呵护。最终把我从石头堆里挑出来，发现我身上玉的特质的，是一个叫叶知秋的女人。”为什么会是叶知秋？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的见多识广，但在另一方面却更因为她内心中的一种高贵品性使然：“女人是京城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精密仪器，毕业分配在省城一家设计院做工程师。女人的丈夫是省城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没有管好自己的嘴巴，几个月前被打成右派，送到了北方一个边远城市。女人因他之累，被下放到了温州城。”叶知秋与全崇武一见面，仅凭把沛纳海名表扔到水盆里的一个动作就彻底征服了这位硬汉子：“我和我的主人全崇武一样，都是在这个下午同时爱上了这个叫叶知秋的女人的。”这是一种全崇武从来都没有能够经历过的强烈感情碰撞，一下子就不由分说地占满了他的整个心：“他不知道他的心原来是这么大的一片荒原，一个将近一千人的工厂填不满它，一个充溢着婴孩哭声的四口之家填不满它，一周三场臭汗淋漓的篮球比赛也填不满它。可是叶知秋一来就把它填满了。叶知秋是渗透到每一条缝里的水泥，她把他心里存的东西一块一块地黏成了一座城堡。城堡里透着风，他觉得了满，却又没到堵的地步。可是她走了，轻轻一抽，那城堡就不堪一击地碎成了一地的瓦砾。”
    事实上，叶知秋完全可以被视为张翎这部《流年物语》中最为光彩照人最具人性光芒的一位女性形象。她的人性光芒，集中通过两个细节而突出显示出来。其一，是与丈夫婚姻关系的处理。她的丈夫不仅是其父非常赏识的学生，而且还曾经在战争岁月里遭遇过一次不幸的枪伤。然而，只有到他们俩结合成婚之后，“就在洞房花烛的那个夜晚，他和她才共同意识到了那次枪伤对他身体的巨大破坏力。”于是，在经过了很多次不堪回首的反复讨论之后，他们终于决定协议离婚。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个时候，就在他们正要提交离婚报告的时候，丈夫却出事了。因为一次组织会上越轨的激烈发言，丈夫被打成右派，被划入为政治上的另类。关键在于，“这次发言有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也有对个人生活境遇的不满。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前者是客观看法，后者是主观情绪。情绪是毒药，浑了一锅水。于是他被遣送到一家边远工厂，从事与他的专业全然无关的体力劳动，待遇仅次于劳改。”其实，内在的逻辑肌理非常简单，正因为他们的协议离婚才使得丈夫彻底心灰意冷。惟其心灰意冷，所以也才会破罐破摔不管不顾地做激烈发言，也才会被打成右派发配至边远工厂。丈夫被打入另册，到底是否离婚的抉择难题也就留给了叶知秋。尽管说枪伤确实致使丈夫丧失了男性的功能，而且他们之间此前也已经达成了离婚的意向，但假若叶知秋这个时候果真弃丈夫于不顾，那就意味着她在道义层面上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她是在那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的，因为她知道自己在他那场由情绪导致的灾难中负有的责任。现在她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唯一纽带，她在，他就在，无论如何卑微。她若走了，他对这个世界再无留恋。”不仅如此，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自己的处境也非常糟糕的叶知秋，还总是会千方百计地设法接济困窘的丈夫。别的且不说，单就这种困境中的勇于担当而言，叶知秋的行为也堪比沙俄时代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在艰难困境中的坚守所需要付出的勇气，非常类似于那些伴随着自己的丈夫远赴西伯利亚的勇毅女性。
    在讲述叶知秋、全崇武以及朱静芬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时，与叶知秋的勇毅行为一样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张翎关于个人命运遭际与国家民族关系的一种对照性叙述：“这四年里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全知有惊无险地出了一身水痘，全力上了市里的一所重点小学，朱静芬做了一次人流手术，叶知秋的丈夫差点在一次肝病中丧命。这些事在一个人的回忆录里兴许能占据一些值得记录的篇幅，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它们不过是一粒连最高倍的放大镜也找不着的尘埃。”那些对于个人而言可谓极端重要的事件，到了国家的层面上简直就是轻若鸿毛，根本不值一提。之所以会是如此，其因端在于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严重对立。但需要加以细致辨析的一点是，并非在所有的国度中都会出现此种对立。这里，其实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国家话语。一种是建立于个人本位基础上的国家话语，另一种则是建立在集体或集团本位基础上的国家话语。倘若是前者，自然不会轻易漠视个人的存在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情形就会相反。很不幸的是，叶知秋他们所遭逢的，却偏偏是一种某一集团利益绝对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带有明显邪恶性质的国家话语。在这样的一个国度中，个人存在之被视若草芥，简直就是一定的。张翎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叙事段落，但其批判锋芒的犀利异常，却绝对不容轻易忽视。
    其二，是被捉奸之后的慨然赴死。那一次，叶知秋和全崇武一起被堵在了叶知秋的房间里，得到消息后的朱静芬迅速携带两个女儿赶赴现场，以孩子发烧为借口把被困的全崇武解救了出来。全崇武解脱了，叶知秋却在当晚切腕自杀。只有在过了很多年，全知悄然不知所踪之后，朱静芬方才彻底明白过来，叶知秋究竟为什么要自杀：“叶知秋忍不下的不是耻辱本身，而是一个人经受耻辱。叶知秋原本是铁了心要和崇武一起去奔赴十八层地狱的，可是半路杀出一个她来，临时劫下了崇武。崇武完全可以拒绝她的搭救，可是他没有。就在他开门出去的那一刻里，叶知秋死了心。这个在抽屉里垫一块印花塑料布把苹果皮削成一条蛇的女人，天生是惜命的，至少是惜脸面的。即使是死，也不该是那样不堪入目的死法，可是叶知秋已经不在乎了——没了心的人还顾什么脸？”也因此，朱静芬坚持认为是自己杀死了叶知秋：“仔细回想起来，是她杀死了叶知秋，用的是快刀，一刀送了她的命。”我不知道叙述者的这种说法是否真就代表作家张翎对此事的基本态度，但非常明显，朱静芬的判断绝对是一种错觉。虽然不能说叶知秋的自杀与她无关，但叶知秋真正在乎的，实际上只是全崇武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全崇武的中途脱身，意味着他从根本上背叛了自己关于爱的承诺。让叶知秋倍感绝望，把叶知秋最终送上自杀之途的，正是全崇武对于爱的背叛。本来以为两个人可以一起赴汤蹈火的，没想到自私和怯懦的全崇武却最终辜负了这种爱的信任。也因此，与其说叶知秋是对全崇武的绝望，反倒不如说干脆就是对于爱本身的一种彻底绝望。面对着全崇武的背叛和辜负、自私和怯懦，叶知秋实际上是通过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强力捍卫着作为一位女性最根本的人性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说，叶知秋的自杀行为所折射出的，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性光芒。从文学史上人物谱系的角度来看，叶知秋这一形象，既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曹禺《雷雨》中那位具有“雷雨”般性格的蘩漪，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俄罗斯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雷雨》中的悲剧女性卡捷琳娜。正如同杜勃罗留波夫曾经形象地把卡捷琳娜誉之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一样，我想，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叶知秋视之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论述至此，那块作为叙述者的沛纳海名表与叶知秋这位女性形象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虽然说沛纳海名表和叶知秋都曾经属于过全崇武这位孔武有力的男性，但正所谓“有眼不识金镶玉”，由于自身的见识短浅，更由于骨子里的自私怯懦，全崇武最终既辜负了沛纳海，也背叛了叶知秋。也因此，假若说《流年物语》中的“物”与人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的话，那这块沛纳海名表的对应者，就只能是叶知秋，而不可能是全崇武。一种内在的精神高贵与尊严，既属于那块沛纳海，更属于叶知秋。文本中，尽管全崇武已经拥有那块沛纳海多年，却一直无法确认其内在品质的高贵，而叶知秋甫一登场一眼就可以识得沛纳海的价值，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沛纳海与叶知秋之间构成的，其实是一种二而一的内在统一关系。分析至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在把那些特别择定的物事设定为叙述者的同时，张翎同时也还赋予了它们一种突出的象征隐喻功能。中国文学史上向来就有托物言志或者托物寄情的传统，张翎这一系列带有突出象征隐喻功能的“物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更进一步说，借助于这些特别择定的物事，张翎所欲充分展开的，正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物形象的深度精神分析。
    再比如，那只老鼠和苍鹰。那只老鼠，有着非凡显赫的家世渊源，它的祖先不仅在日本长崎享受过衣食无虞的闲散日子，而且还曾经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原子弹大爆炸，幸而存身未死。但到了“我”这一辈，却已经迁徙到温州城里最贫穷的西角区，在一个极度贫穷的人家里过着平庸卑微的生活：“我很难在这家人的厨房里找到一口残羹剩饭，也不会在他们的垃圾桶里翻出一根值得一嚼的骨头，甚至都无法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略微完整些的布头。我不羡慕我的主人们，他们的日子几乎和老鼠一样卑贱。”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只平庸卑微的老鼠作为“1968—1969年”这一时间跨度的叙述者，乃因为张翎欲借此而展开刘年一家穷困生存状态的叙述。刘年一家七口人，除了父母，有身为双胞胎的大哥二哥，大哥建国天生目盲，二哥建华满月后摔坏了腿，成了一个瘸子，老三是个女孩，就叫三三，老五也是个女孩，叫做老五，刘年是老四，被称为两双。人口众多倒也罢了，关键是一家人都只能够依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勉强度日过活。既如此，他们一家人生活的困窘状态也就可以想象得到。惟其因为如此，母亲才会为了维持生计而与孟叔叔保持某种暧昧关系。家境的困窘之外，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存在，给心灵格外敏感的刘年造成的，自然是一种难以轻易抹平的深深的屈辱感。但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这样一个本就艰难度日的困窘家庭，身为顶梁柱的父亲却在刘年只有十五岁的时候因车祸丧身，整个家庭的沉重担子便落在了这个瘦弱少年的身上。大约事先预感到了什么，就在那一年，在父亲出事前不久，生来就好学上进的刘年不仅突然决定辍学，而且还把自己的名字由“无双”改为“刘年”。按照他后来对全力给出的解释，之所以要改名叫“刘年”，就是为了“记住那一年”。父亲的忽然弃世，顿时就使得这个本就困窘的家庭更其困窘了，甚至于就连那只平庸卑微的老鼠也不愿意再在他们家待下去了，因为“我终于明白，从这一刻起，我在这家能够搜刮到的食物，就只有眼泪和叹息了。”很显然，借助于这只平庸卑微的老鼠，张翎所欲象征隐喻的，正是少年刘年生存的困窘与精神的屈辱。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少年时期的生存困窘与精神屈辱，在刘年的精神深处打下了永难忘怀的印记，并成为他一种无法释怀的精神情结。这一点，既表现在他一直面对全力隐瞒自己曾经叫过“两双”这个名字上，更表现在他对于欧仁•鲍狄埃的情有独钟上。少年刘年，酷爱读书，因为怕浪费家里的电，“平时他若想晚上看几眼书，他就会出去蹲在街头的路灯底下看。”在他看过的各种书中，给他留下深刻影响的，是一册《欧仁•鲍狄埃》。“‘鲍狄埃出生于法国一个木箱工匠家中，很小就辍学做了童工。’书上说。”“画面上是一个孱弱的少年人，手捏着一柄榔头在木板上敲钉子。榔头很大也很重，少年的手似乎在颤抖。两双看不出他有多大，只能根据他和身边那个大人，大约是他父亲的身高比例来猜测他的年龄。那少年人若直起身子，大概该到大人的臂膀处。两双由此推断那少年比自己更小，因为自己和父亲并排行走时，已经抵到了父亲的肩。两双知道自己穷，但至少他还可以上学校读书。而这个鲍狄埃，在比他更小的年级上，就已经在给人做工。”在引述的这段叙述话语中，你可以发现，少年刘年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与鲍狄埃进行着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二者的艰难处境有明显的相同处。质言之，在遥远的鲍狄埃身上，刘年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二者之间所实际构成的，乃是一种彼此映照的镜像关系。那个名叫鲍狄埃的法国人，一方面见证着刘年少年时的困窘与屈辱，另一方面却也成为了激励他人生的一种重要动力：“那个与他相隔了万水千山，早他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国人，此刻正在他贫瘠得连梦都不长的少年记忆中，点燃了人生的第一盏憧憬之灯。”某种意义上，后来的刘年之所以能够有所发展，成为一位相对成功的企业家，与鲍狄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究其根本，惟其因为精神世界深处一直沉潜着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情结，所以巴黎那座公墓园里的鲍狄埃墓方才成为刘年心目中的圣地，他也才会把自己与尚招娣所生的私生子命名为刘欧仁。
    问题在于，这只老鼠只可以被看作刘年性格一个侧面的象征隐喻，他性格中为了改变命运个人顽强拼搏乃至恃强凌弱的另外侧面，就需要通过那只苍鹰的形象来加以表现了。这是一只天赋异禀的苍鹰，刚刚出生五天，体积就已经比兄弟姐妹大出了一倍。它试飞时的超常表现，给父亲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尽管所有的苍鹰都是为天空而生，但天空只会格外眷顾那千百只中的一只。而我，就是那幸运的一只。”然而，或许是因为天资过于出众便容易骄傲轻敌的缘故，在一次捕猎一只母兔的过程中，虽然最后的获胜者依然是这只苍鹰，但它自己却也因一时不慎而付出了一只伤脚的惨重代价。怎么办呢？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这只苍鹰只好用自己的喙对自己的那只伤脚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假若在我和自由的中间站立着生命，我必须消灭生命。在自由面前，疼痛是尘土，生命也是。我只能为生命选择疼痛，为自由舍弃生命。”就这样，在经历了一番堪称脱胎换骨的努力之后，“我”终于变成了一只具备三百了六十度视野的独脚苍鹰。三百六十度视野意味着什么呢？“三百六十度意味着我看见任何一样东西的正面时，我同时也看见了它的背面；我不仅能够看见光，我还能够看见光身后的影。三百六十度意味着世界再也没有死角，万物从此对我再无隐秘可言。”
    正是借助于苍鹰这样一双三百六十度的眼睛，张翎对于1996—2001年这一时间跨度内刘年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展开了叙述。之所以强调这一时间跨度，乃是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所谓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的关键性时刻。作为一位曾经在1980年代承担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者角色的刘年，到这个时候，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企业送终者的角色。在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所谓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究其实质，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借助于外资的介入，曾经的国有资产就合理合法堂而皇之地转变成了所谓的私有企业。在这一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如同刘年这样的领导者。通过这种重组改制，曾经的改革者刘年转而变成了财大气粗的资本家。罹患膀胱癌去世后的刘年之所以能够给儿子留下巨额遗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请注意，在刘年他们成为国企改制既得利益者的同时，为此而作出巨大牺牲的，就是那些被迫无奈的下岗工人了。在工厂企业兢兢业业工作了数十年之久，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巨大贡献的这些产业工人们，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没有任何着落的失业者，这样的一种命运遭际，不管怎么说都是特别惨烈的社会悲剧。对于这一点，借助于苍鹰的叙述，张翎同样提出了强有力的艺术诘问。企业改制，大部分工人下岗，众多下岗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耐人无需担忧，“剩下来的大多数人中，有一块是难啃的骨头。他们或是有病，或是弱，或是困，他们除了厂子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是一架马车里发出最大响声的那个锈轮子。”“其实最难对付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参加建厂，或者在建厂初期就进了厂的老人，有的一家三代都是厂里的职工。”这些下岗工人，在惨遭厄运时，虽然也做出过本能的反抗，但终究无法逆转社会现实的大势所趋，最后只能无奈地屈从于不合理的现实。文本中，借助于师傅之口，张翎对刘年发出了相当尖锐的道德诘问：“你记得你小时候，你爸为了给家里省几粒米，常常带你到食堂吃饭？他不用给你专门买饭菜，总有人往你的饭盒里拨东西。”“你爸出事，家里找不出一件没补过的衣服给他下殓。翻砂车间的杨师傅把自己过年才穿了一回的中山装给了你爸。他老婆是藤桥人，乡下人忌讳多，为了这事吵得差点跟他离婚。”其实，面对着国企重组改制的大趋势，身为企业家个体的刘年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也许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张翎才只是借助师傅之口通过过去与现在的比照来对刘年做一种道德层面的批判与谴责。面对师傅的道德指责，刘年的反应是：“这些年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听人讲着这些故事……等他听到第一百遍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四处都欠下债的浪子，他不知道该从哪里还起。他就是耗尽一生，哪怕当掉最后一条内裤，怕也还不清他滔天的债务。”虽然我们无意于替身陷道德泥淖的刘年辩护，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恐怕也只能如此，至死也得背负这一笔根本就不可能被偿还的道德债务。
    国企改制之外，与刘年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与尚招娣之间的私情。首先应该承认，虽然同为大型企业的领导，但刘年面对男女问题时的姿态却与岳丈全崇武明显不同。全崇武命犯桃花，一生不断地在男女问题上栽跟头。刘年与尚招娣之间的私情，则多少带有一点被迫无奈的成分。那一天的刘年，因为女儿全思源的逆反而心情郁闷，于是就和已经成为按摩院老板的大哥建国在一起喝酒，没想到居然大醉。大醉后的他酒后乱性，与给他推拿解乏的尚招娣发生了关系。一次偶然的酒后乱性倒也不算什么大事，关键的问题是，此后的刘年竟然顺水推舟地不仅和尚招娣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还不惜千里迢迢地把他们母子俩送到了遥远的法国巴黎。这就不能不问个为什么了。依照常情常理，岳丈全崇武一家对他绝对称得上恩重如山，不仅帮助他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而且还把自家的千金姑娘全力嫁给了他。于情于理，刘年都不该以这样一种形式背叛妻子全力背叛岳丈一家。究其根本，他的这种不该发生的背叛行为，与他在全力与全家人面前多年来不自觉形成的心理压抑密切相关。这一方面，自有若干小说细节可作为确证。细节一，他和全力第一次见面，就产生过一种奇怪的感觉：“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起了她圆鼓鼓的双颊，还有嘴唇上的那抹红。”“这个丫头从来没有饿过肚子。一顿都没有。”“他暗暗对自己说。”细节二，刘年去世后，全力发现，他居然背着她服了这么多年的药。细节三，全力不知道刘年终其一生最崇拜的精神偶像就是欧仁•鲍狄埃。细节四，全力不知道刘年曾经有过一个名字叫两双。归根到底，刘年之所以会对全力生出她根本就没有饿过肚子的奇怪感觉，之所以会对自己的少年经历以及患病真相有所隐瞒，皆因为面对着全力的优越生活内心深处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惟其倍感一种无形的自卑与压抑，所以他才会与尚招娣发生私情，才会依赖于尚招娣以及儿子的存在获取某种微妙的精神平衡。
    沛纳海名表、老鼠、苍鹰之外，其他六种物事的象征隐喻价值也都不容忽视。比如，那只被冠之为“三位一体”的卡迪亚名贵戒指，张翎之所以将它设定为一个叙述者，显然是要借此而象征表现刘年、全力与尚招娣三人之间一种复杂的情感缠绕。再比如，那缕满腹怨气始终在全思源的大脑中纠缠不休的猫魂，以此来象征表现全思源的叛逆与孤独，当然是非常恰当的一种选择。对了，还有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格外重要的命运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那只再普通不过身的麻雀的叙述话语中：“那天晚上我眼睁睁地看着命运在全力全知姐妹俩的脚上套上一根绳子，拽着她们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深渊。我明知无能为力，还是忍不住想去阻止她们，可她们偏偏就是听不懂我的警告。其实，听懂了又能怎样呢？人斗不过命，命运总是棋高一招。”是啊，面对着这些小说人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吊诡色彩的曲折命运，这些作为叙述者存在的物事，恐怕也只能够无奈叹息了。但对于作家张翎来说，能够把这种命运感充分凸显出来，也就算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实际上，也只有在命运的层面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张翎要煞费苦心地选择塞纳河这样一条河流作为小说第一章的叙述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自古以来，河流就被作为一种时间或者说生命的象征来加以理解。张翎之所以要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物事来统领全篇，其孤心苦诣显然在此。所谓“流年物语”中的“流年”，既可以实指男主人公刘年，更可以象征“流水落花”的人生岁月。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做出过这样一种论断：“观察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举凡那些真正一流的小说作品，其中肯定既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具有精神分析学的意味。应该注意到，虽然20世纪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哲学思潮，产生过很多殊为不同的哲学理念，但是，真正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恐怕却只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两种。究其原因，或者正是在于这两种哲学思潮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的缘故。”①对于我的这种看法，张志忠在他的一篇书评中也给出过一种补充性的说法：“我愿意补充说，这种‘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有着深刻的世纪文化语境：上帝死了，人们只有靠自己内心的强大去对抗孤独软弱的无助感；上帝死了，人们无法与上帝交流，就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审视内心的恐惧和邪恶的深渊并且使之合理化。前者产生了存在主义，后者产生了精神分析学。两者都是适应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产生，也对这个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苦难世纪的人们的生存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它们无法在客观世界得到验证，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中比在医学界受到更大的欢迎，与其说它是医学心理学的，不如说它是文化学的），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②有了张志忠的补充，我的说法自然显得更有说服力。之所以要在本文的结束处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张翎的《流年物语》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典型的精神分析之书。拥有了这一点，其突出的思想艺术价值自然也就不容低估了。
    注释：
    ①王春林《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见王春林《多声部的文学交响》，第4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②张志忠《谁为当下的文学声辩》，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