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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剔抉《诗》文纵贯始终的言语体例 “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50]，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原因，《诗》意的探寻显得困难重重。清末方玉润曾立主复原《诗》文的原始意趣，并高屋建瓴地提出研《诗》要“反覆涵泳”“寻文按义”，读者需“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复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51]。 作为乾嘉朴学的中流砥柱，王氏父子虽从“实证”“考据”的角度研读经书，但也同样提出“贯通”“总览”的看法。在《中州试读序》中，王引之明确提出“经之有说，触类旁通，不通全书，不能说一句，不通诸经，亦不能说一经”[52]；在《经传释词·自序》中，他再次重申“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斯善式古训也”[53]。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诗》文的通篇意旨和言辞通例有着清醒而全面的认识，在贯通三百篇的基础上，他们以《诗》释《诗》、以《诗》证《诗》，从而拾遗补阙、匡正谬说，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终南》篇：“终南何有?有纪有堂。”毛传曰：“纪，基也。堂，毕道平如堂也。”引之谨案：“终南何有”设问山所有之物耳。山基与毕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今以全诗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苏”、“山有枢”、“山有苞栎”、“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麦”……凡首章言草木者，二者、三章、四章、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则既与首章不合，又与全诗之例不符矣。今案：“纪”读为“杞”，“堂”读为“棠”，“条、梅、杞、棠”皆木名也，“纪”、“堂”，假借字耳。(《经义述闻》卷五“有纪有堂”) 《秦风·终南》是一首周地人民劝诫秦王的短诗，对于诗中“有纪有堂”一句，毛亨拘于字形而曲解词义，以“山基”“毕道”释“纪”“堂”二字，后来朱熹虽变换其说，认为“纪，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宽平处也”[54]，但却仍未摆脱毛传的藩篱。于此，王引之不落窠臼、引申触类，在贯通全《诗》体例的基础上，指出《诗》“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并强调此乃“不易之例”。词义的疏解细密精审，令人茅塞顿开，王氏父子对《诗》文通例的掌握与运用亦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 传至后世，马瑞辰认同王说，并同样根据前后文语义，指出“上章言‘有条有梅’，谓山有茂木，以类求之，‘纪’当读为杞梓之‘杞’，‘堂’当为甘棠之‘棠’，‘纪’与‘堂’皆假借字”[55]，程俊英《诗经译注》[56]、周振甫《诗经选译》[57]、向熹《诗经词典》[58]也积极采纳王说，以“杞”释“纪”，以“棠”释“堂”。 《传》曰：“实，满；猗，长也。”《笺》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满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齐均也。”引之谨案：训“猗”为“长”，无所指实。畎谷旁倚，何得即谓之倚乎?今按《诗》之常例，凡言“有蕡其实”、“有莺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末一字皆实指其物。“有实其猗”，文义亦然也。“猗”，疑当读为“阿”，古音“猗”与“阿”同，故二字通用。《苌楚》篇“猗难其枝”，即《隰桑》之“隰桑有阿，其叶有难”也。《汉外黄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即《商颂》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谓之阿。《楚辞·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阿，曲隅也”，是也。“实”，广大貌。《鲁颂·閟宫》篇“实实枚枚”，《传》曰“实实，广大也”，是也。“有实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实然广大也。“阿”为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广大实然，亦如为政不平之师尹，势位赫赫然也，故诗人取譬焉。(《经义述闻》卷六“有实其猗”) 《小雅·节南山》沉痛批判了“尹氏为政，失在委任小人，且多姻亚；而又‘弗躬弗亲’，政出私门。故多不平，以致召乱。天人交怒，灾异迭兴”[59]的黑暗现实。对于“节彼南山，有实其猗”中的“猗”字，毛亨、郑玄或以“长”释之或以“倚”释之，尔后孔颖达也认同《传》说，认为“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这里，王引之不拘成说，同样由全《诗》通例入手，指出“有实其猗”与“有蕡其实”等结构一致，末一字“猗”当实指其物，并进而说明“猗”乃“阿”字之借，表“山坡”之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有×其×”的表达屡见不鲜，但却不能一概而论。如《小雅·正月》“有菀其特”、《周颂·载芟》“有厌其杰”、“有实其积”，其末字“特”“杰”“积”皆为形容词，这种情形下，“有×其×”便相当于今天的“又…又…”。因而，有鉴于此，《毛传》以“满”释“实”、以“长”释“猗”，并认为该句是以草木的茂盛修长、公平无偏来反讽尹氏的为政不平或许是允当可信的。传之后世，胡承珙《毛诗后笺》[60]、黄焯《毛诗郑笺平议》[61]便以此为据否定王说，并肯定《毛传》及《孔疏》的正确性。由此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引之虽力求会通全《诗》，但也难免存在疏漏。 通读《毛诗述闻》三卷，不难发现，其间有关《诗》文通例的概括屡见不鲜，除上文所举，还有“《诗》凡言伐木者，或直称为‘木’、为‘薪’、为‘林’”(《卷五》“伐其条枚”)、“凡《诗》中‘来’字，皆是语词，解者皆训为往来之来，遂致诘鞠为病”(《卷五》“伊予来塈”)、“《诗》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说者皆训‘匪’为‘非’，而其义遂不可通矣”(《卷五》“伊予来塈”)、“凡诗中‘旌邱’、‘顿邱’、‘宛邱’之类，皆连‘邱’字言之，无单称上一字者”(《卷五》“子之还兮”)、“诗人之起兴，往往感物之盛而叹人之衰”(《卷六》“苕之华芸其黄矣”)，等等。它们的存在充分显示了王氏父子对《诗》文体例的认知，同时彰显了他们不凡的智慧与眼力。 综上所述，在校释三百篇的过程中，王氏父子并未孤立地看待某个字或某句话，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上下文”中，从其所处的特定语境入手，仔细审视字词义的正确与否；在证发经义的过程中，他们不局限于以辞书、群籍或旧注为据来疏通词义，而是从章法、句式、韵律乃至体例入手，发掘《诗》文的义例，揭示《诗》文的真谛。他们积极关注“上下文”并合理利用“上下文”，使文字的勘定与词义的发明充分合乎“上下文”的内部逻辑，而“揆之本文而协”也已成为父子二人研读群籍的重要指导思想，是贯穿于父子二人治学实践的一种科学品质。正如梁启超在总结清儒的治学成就时所论：“然则诸公曷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62] 王氏父子秉承“触类旁通”“比例而知”“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理念，不仅仅是为解经而解经，而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在具体的语境下考察字词的运用，探索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从中，我们足以深切体会到父子二人清晰而敏锐的“语境”意识，这种“语境”意识不仅包括词语所处的“宏观语境”，即前后有机联系的句子或段落，而且包括“微观语境”，即前后赖以组合的字词或短语，如果说前者体现了他们对古人行文章法的揣摩与概括，那么后者则显示了他们对言语链条中词语组合搭配的审视与判断。这种鲜明的语境观是王氏父子毕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训诂学家几千年来经验智慧的结晶，它彰显了汉语言文字的自身属性，在文献整理和汉语研究中给予后人深刻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