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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示《诗》文前言后语间的逻辑关系 “言有序”“章有法”，无论古今中外，在语言表达中，人们都力求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清晰呈现言语的内部逻辑，从而达到段落章节的贯通与完整，实现信息传递或情感交流的目的。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明确提出“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的主张[12]。有鉴于此，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我们不妨留心考察语词句段间的上下连贯，并以此作为开启经籍旨意的管钥，正如理学家朱熹所言，“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13]。 《诗》文浅近流畅，其结构内容的层递、映衬是不言而喻的。在勘定字形、阐发词义的过程中，王氏父子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细心揣摩《诗》句上下文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寻文”以“究理”②，并充分利用这种认识解惑释疑，还原古书文义的本真。 “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说“宁或灭之”曰：“灭之者，水也。”《笺》曰：“燎之方盛之时，炎炽熛怒，宁有能灭息之者?言无有也，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也。”家大人曰：“宁”犹“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灭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为褒姒所灭。四句以上兴下，一气相承，词意甚为迫切。若上言燎火难灭，下言褒姒灭周，则上下相承之间多一转折而词意迂回也。《笺》云“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非也，水之灭火非无有之事，火势方盛而水灭之，则为甚矣，不必先言其无有，而后见有之者之为甚也……“宁”、“乃”一声之转，故《诗》中多谓“乃”为“宁”。(《经义述闻》卷六“宁训为乃”) 《小雅·正月》记叙了周幽王宠溺褒姒以致祸国殃民的历史现实，并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孤立无援的满腹感慨。“燎之方扬，宁或灭之”以火作喻，批判镐京危在旦夕而幽王不知忧惧、一味纵饮宣淫的黑暗现实，正所谓“燕雀处堂自以为乐，一朝突决栋焚，而怡然不知祸之将及也”[14]。这里，王氏审思明辨，根据前后四句的递转承接，指出“宁或灭之”当与后“褒姒灭之”相应，非“宁有能灭息之者”，而是“乃有灭之者”。进而，他又从语音入手，阐明“宁”“乃”一声之转，《诗》中多以“宁”代“乃”。 后世，胡承珙在申述毛义的过程中便积极采纳了王说[15]，马瑞辰虽未溯诸王说，但亦持同样见解，指出：“‘宁’犹‘乃’也，‘宁’、‘乃’声之转，‘能’、‘乃’亦声之转，故‘宁’通作‘能’，‘能或灭之’犹言乃或灭之。”[16]二人所言异曲同工、相得益彰，《诗》文本意亦由此清晰可辨。及至今日，程俊英《诗经译注》[17]、高亨《诗经今注》[18]、向熹《诗经词典》[19]等均以“乃”释“宁”。 《传》曰：“骙骙，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义》曰：“厉王无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马骙骙然，建旟旐之旗有翩翩然，在于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谨案：《正义》所释本《笺》“用兵不得其所”之说也。今案：诗人睹车马旌旗之动而伤祸乱之兴，非谓祸乱由于用兵也。车马旌旗，随在皆可见之。中山甫之徂齐也亦曰“四牡骙骙”，卫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孑孑干旟”，岂必征伐而后有此乎?通考全篇，无一语及于征伐者，不得以意说之也，况厉王时亦无妄行征伐之事。(《经义述闻》卷七“四牡骙骙，旟旐有翩”) 《大雅·桑柔》沉痛斥责了厉王暴虐昏庸、任用小人，而臣子重权贪利、不能匡救君过以致祸国殃民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传达出作者诚挚的爱国情怀。对于“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一句，郑注云：“军旅久出征伐，而乱日生不平，无国而不见残灭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长寇虐。”孔颖达肯定郑说，也认为“厉王无道，妄行征伐”。于此，王氏父子却不拘成说，从上下文逻辑入手，指出诗人因目睹车马旌旗的连绵起伏而有感于祸乱当头的残酷现实，而非先谈祸乱后及征伐，因而祸乱并非由用兵而起。 传之后世，马瑞辰便认同王说，指出“厉王时征伐甚少，不得云‘无国不见泯灭’。泯，泯乱也。承上‘乱生不夷’，故曰‘靡国不乱’耳”[20]。而胡承珙却不以为然，称“此所谓疑所不必疑者也”，他吸收《诗古义》中的见解，列举《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竹书纪年》《皇王大纪》及《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记载，指陈“厉王时有数兴征伐之事”以及“厉王无道，戎狄寇掠”[21]的事实。因此，对于厉王妄行征伐一事，或许我们并不能轻易置否，但王氏立足上下文大胆质疑的勇气和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