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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由傅璇琮主编，陶敏等参与编写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出版，此书出版不久就获得国家图书奖，深受学界好评。其姊妹篇、200多万字的《唐五代文编年史》（吴在庆主编、丁放副主编，黄山书社2018年5月版），在编写体例、内容选排、通过文章和有关时事等的编年所欲达到的目的等，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一脉相承。前者导夫先路，后者接踵其后。 编年审慎 搜罗完备 现存唐五代时期文章，主要保存在《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及《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文献里，总量近4万篇约千万字。如何把握巨量的文献成了问题。编者先提供范本和样稿，挑选中晚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等名气比较大的诗人文章，按照既定体例范式进行编年。该著在体例上主要采取以文系年的方式展开，如魏徵作《与徐世勣书》系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其主要依据是《资治通鉴》卷一八六的记载：“（武德元年十一月）魏徵随密至长安，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世勣遂决计西向。”如主编所言，唐五代文有的保存于各种文献中，也有的深藏于各处博物馆乃至各地研究机构里。况且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唐五代文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因此该著所选入编年的文章，实在难于穷尽所有现存者，只能尽能力所及择取所能见到者进行编年。正是由于编者这份清醒的认识，使得该书尽可能将唐五代文均纳入视野，其中大量墓志材料的采纳即是显证。 陈铁民教授在序言中充分估量到编写该书的难度，这种难度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数量庞大、体裁多样、历时较长（350多年）。具体而微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对唐五代文进行认真的搜集、梳理、研读、比堪、考赜、归纳、总结，进行细致的编年整理。编者努力从各种文献寻找线索，为唐五代文编年，如张九龄《谢御马状》《故特进赠兖州都督驸马都尉观国公杨公墓志铭》被系于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者依据《曲江集》卷六《南郊赦书》“奠于九宫”为是年秋，后者则参考了台湾杨承祖《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的相关考证。编年工作的审慎还表现在对确实无法确定年月的则采取存疑态度，如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曲景毅等将之系于开元三年左右，理由如下：“由《李白集校注》卷一一《赠张相镐二首》‘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可知，李白年十五即精于作赋。加之《明堂赋》历溯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可推知此赋之作不仅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并在睿宗未崩之先。考睿宗崩于开元四年六月，制改名堂为乾元殿在开元五年七月，故知《明堂赋》当作于开元三四年间，唯作年难确考，姑系于此。另由《李白集校注》卷二六《与韩荆州书》‘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语可知，李白此时曾学剑。” 考辨入微 横向勾连 除了将唐五代作家重要文章作编年外，该著还对研究对象做了必要的拓展和发挥。以韩愈几篇文章的编年为例：韩愈文集中有《送窦从事序》一文，编者根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七年五月）以工部侍郎赵植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相关记载，定韩愈此文作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五月。至此，编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书中接着又引《补注》：“刘大櫆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张裕钊曰：起势如河之注海，如云出而风驱之，而造意雄坚，无一字懈散，读之但觉腾迈而上耳。”编者将《答李翊书》《重答李翊书》编年后，又引《补注》曰：“姚鼐曰：此文学《庄子》。张裕钊曰：学《庄子》而得其沉着精刻者，惟韩退之此书而已。又曰：此书自道所得，字字从精心撰出，故自绝伦。”如此，将韩愈文章与清代桐城派的文章关联起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 文学总是与政治、历史、哲学、宗教乃至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诗赋取士的唐代尤其如此。且不说张说、张九龄这样居庙堂之高者有着文章“大手笔”，就是官职低下的“初唐四杰”亦有着高昂的政治热情。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就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中唐之际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旨在恢复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相结合，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以文明道。该著注重文章与政事等的结合，显示出横向勾连的特点。如玄宗开元元年，苏颋作《开元元年赦书》，编者认为该文对有罪之臣轻罚，对酷吏有所警戒，宽待诸将士，显示出新朝气象。在稍后的选文编年时，又选出《黜陟内外官制》（试图扭转“重内官，轻外职”的倾向）、《谏造寺度僧奏》（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两万余人）、《复置十道按察使制》（明目达聪）、《令举实才诏》（此后又言“其有茂才异等，拔萃超群，缘无绍介，久不闻达者，咸令自举，朕当亲问”）、《禁断锦绣珠玉制》《焚珠玉锦绣敕》《禁断女乐敕》《诫厚葬敕》《谏进用奇器书》（刻厉节俭，移风易俗）。通过对这些文章的编年介绍，为读者描绘了“开元盛世”将要到来的气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