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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文人风骨曾如日月高悬于朗朗乾坤，文人气节曾似江河飞奔于万古千秋，不断书写和鸣奏着中华文明瑰丽璀璨的华章金曲。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文人风骨与气节一定会更加鼓荡奋拔、硬朗弥坚，一定能激发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魏晋南北朝以降，风骨一词被用来衡量文学艺术的格调和品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风骨”篇，将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进行了详尽阐释和细致论述，风骨遂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意味着文章诗词中端直言辞和骏爽风格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文重风骨，人更重风骨。鉴于风骨原初具有的品藻人物月旦品行的属性和功能，后世往往用风骨来评价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用风骨来裁断一个人的德行和操守，于是风骨就成为一种高迈而超拔的人格境界。人格意义上的风骨大体由气概、气度、风范、操行、修为等诸多道德因素构成，常被古书典籍形象地表述为风骨凛凛、风骨棱棱、风骨铮铮、风骨嶒峻、风骨清逸、风骨清举、风骨傲然、风骨遒劲、风骨神韵，等等。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风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载和具象，表现在人的志向取舍和行为选择上，大都与作为重要道德标准的气节在逻辑上相提并论，尽管气节指的是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价值取向，但作为一种操守标尺和价值标签，风骨和气节在中国人精神文化中均表征着正向维度，在中国人价值体系中均代表着高尚指标，素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所敬畏所崇尚所秉持所尊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风骨与气节挥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烈志；一部厚重博大的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风骨与气节写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义传。 风骨与气节彰显华夏美德和东方神韵 风骨与气节作为一种道德风范和信念追求，在我国古代不同文人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如果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刚直不阿的风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陶渊明愤世嫉俗的风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诸葛亮谦卑淡泊的风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是王羲之的旷达疏朗的风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甫忧国忧民的风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李白洒脱傲岸的风骨，“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苏轼清俊高洁的风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孤愤悲绝的风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李清照英武豪迈的风骨；那么，屈原投江是一种赤诚摅忠的气节，荆轲使秦是一种慷慨悲壮的气节，苏武牧羊是一种坚贞不渝的气节，岳飞抗金是一种雪耻报国的气节，方孝孺拒降是一种舍生取义的气节，文天祥赴难是一种凛然不屈的气节，史可法守城是一种刚烈悲慨的气节，谭嗣同就义是一种守志成仁的气节。由此可见，风骨与气节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体现和反映着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品质和精神状貌。假如一定要区分出风骨和气节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而言，风骨更侧重于古代文人精神内涵的纯正雅致，而气节则更注重于古代文人行为表现的浩然峻烈，简言之，风骨崇尚修身理念的阐发弘扬，如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人风骨的优秀范本，始终濡染和感召着后人；气节则追求报国主张的实施践行，如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秉承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人气节的典型代表，一直砥砺和激发着来者。 文人风骨作为一种卓尔不群的道德品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因子和民族情结的重要载体。将“风骨”一词分解开来就是风度和骨气，其中风度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培植，骨气则来自对民族大义的忠诚和对天下为公的坚守。古代文人风骨，绝不是专制的强迫和皇权的驱使，而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涵育和自我观念的塑造；绝不是高傲的士大夫派头和潇洒的绅士风度，而是一种魂系家国的责任担当和情牵黎民的使命驱策；绝不是学识的展示和才华的表达，而是一种开阔格局的彰显与阔达襟怀的袒露；绝不是官阶的招摇和爵位的炫耀，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外化和内在品质的溢出。文人气节作为超凡脱俗的价值标准，“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态度和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朱自清语），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中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气节”拆分开来就是志气和节操，其中志气植根于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节操发轫于中华传统价值取向，古代文人气节，绝不是朴素的情感流露和原初的人性萌动，而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皈依；绝不是单纯的是非甄别和简单的善恶判断，而是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价值选择；绝不是一味地效仿先贤和机械地模仿圣哲，而是“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的豪迈从容；绝不是儒教意义上的中庸调和、道教意义上的风月鉴赏、佛教意义上的正邪取舍，而是一种直抵宇宙天地和人性终极的正气浩荡和良知恣肆，质而言之，风骨和气节是垂范千古的华夏美德和遗世标高的东方神韵，深深浸润和熔铸在古代文人的血液里和精魄中，点绘和状摹着中华民族高贵的精神谱系和壮美的生命形态。 风骨与气节律动古代文人生命基调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风骨和气节？究竟哪类人可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和中坚？翻阅典籍检索史书，不难发现危难之际高昂头颅、坚挺脖颈的还是推崇“三不朽”的文人，其主要原因在于文人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忠恕等思想的滋养、教化和熏陶，掌握世道人心的症候和趋向，知晓救国济民的策术和路径，更富有理想追求和家国情怀，更具有担当自觉和正义良知，是引领时代走势的先进群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沧海横流，方显风骨和气节。每当国运存续和民族危殆的关键节点，文人士子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出正确主张，发出正直声音，或直言极谏，或奋起抗争，力求以铮铮风骨挽狂澜于既倒，以凛凛气节扶大厦于将倾，希冀成为登高一呼的社会良心和打压不跨的民族脊梁。无论是东汉“党锢之祸”斗争中的李膺等官僚文人，还是北宋“靖康之难”时的陈东等太学生，抑或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维系江山社稷和保全黎民百姓，敢于替圣贤立言，勇于为生民请命，甘愿抛洒一腔热血乃至身家性命，书写了不朽的传奇和激越的壮歌。由此看来，风骨和气节几乎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底蕴和基调，是他们“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依凭和标识，是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根底和源头，是他们于熙来攘往的俗世中保持心灵洁净和人格清白的底座和基石。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的关头，一些文人的风骨和气节是经不住考验的。也就是说，古代文人群体也不是清一色的守身如玉的谦谦君子和饮刀就死的硬骨头，也有少数文人在利益美色诱惑中骨质疏松，在民族大义面前气短节折，堕落成文人的异端和民族的败类，为时人所唾骂、被后世所不齿。这种才高品低、有才无德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