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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汇中、西、马：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本土化与当代化 马克思的美学思考具有开放性，其在历史哲学和经济学-哲学言说框架中关于资本、生态、物化、感性、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思考应该说都与美学相关联，但是上述思考在带有封闭性的苏联美学思维模式和理论构架中根本无法进入，更谈不上生长与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我国学者告别了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以及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架构，摆脱了前苏联体系的羁绊，从多方面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解释空间，结合本土语境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马克思与美学有关的丰富思想被激活和延伸，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新形态。这里所说的“本土语境”是广义上的，既指具体的言说语境，也指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还包括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眼光和创造力。 我们以邓晓芒的人学实践论美学和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为例。邓晓芒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开掘出价值论与伦理学维度，使实践美学成为人学实践论美学。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不再只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且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价值论和伦理学，甚至也是一种美学”[23] 10。在邓晓芒那里，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相统一的过程，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起初精神活动统一于物质活动，后来精神实践活动慢慢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他认为他的人学实践论美学“主要内容便是研究人在人类精神实践中所形成的美和艺术的一般规律。这一研究服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但它主要着眼于人类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物质生活，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更高的物质生活的尺度”，进而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学说中，得出关于美的三个基本定义：“（1）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它就是美感；（这一定义逻辑地包含着后面两个定义）（2）艺术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化；（3）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23] 80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主张继承本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失落与平庸。新理性精神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意义，认为非理性与理性一样是人的心理、认识的固有能力，主张将非理性纳入其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给人以愉悦之外，在铸造人的血肉和良知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还有无可替代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新理性精神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彻对话精神，利用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异质性成分，以补充自己[24]。上述说法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道德滑坡、文学日益失去精神家园的现实，除了借鉴西方现代一些理论资源之外，其对交往、实践、理性和超越性的强调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我们注意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进入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结合西方学术发展现状和中国现实进行自主创新的阶段。其中以对马克思“资本”、“自然”等概念的激活最有代表性。例如宋伟认为，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共同的问题视域是以解决资本时代的现代性困境为旨归。马克思侧重于从经济学-哲学视域出发，从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揭示现代性兴起的资本逻辑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是资本现代性，现代逻辑和资本逻辑构成了共谋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全面异化的现实，并积极展望异化克服后的人类历史愿景，因而资本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可见马克思透过资本时代之理解，追问“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切合了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议题[25]。这种研究就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再比如马克思的自然观注意把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和需要及其发展和对外界自然及环境的协调与改变相统一，具有明显的生态内涵。曾繁仁在重释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础上，结合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奏以及中国《易经》中“生生为易”的生态审美智慧，构建本土生态美学[26] 119~132。这些做法都可视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尝试。 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与苏联美学关系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转换思维模式、嫁接整合范畴命题和融汇中、西、马进行理论创新既是三个主要阶段，也是三种基本路径。在转换模式阶段虽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却也暴露了追求美学研究体系化和本质化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体系的禁锢。只是到了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在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氛围中以我为主，转益多师，才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多样化的理论形态。因而观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如何走出前苏联体系，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中国本土学术自主化的努力及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