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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畴嫁接：积淀说与文学审美特征论 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思潮大量涌入，思想十分活跃，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学界与前苏联体系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由对“老大哥”的某种程度的仰视变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本时期我国学者对苏联体系的借鉴更多地立足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摆脱了苏联体系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并且不限于狭义的美学研究范围，而注意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视野中汲取其中有活力的成分，并在自己所借鉴的西方学术格局中加以转化。其标志是超越前苏联美学的范畴系统，进行多学科知识嫁接，引入新的范畴与命题加以勾连整合，有的甚至被提升为理论基点或理论体系，从而构建了新的美学范畴和知识系统。这里，我们以李泽厚和童庆炳为例证加以分析。 李泽厚的积淀说萌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熟于新时期，被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追溯积淀说的理论来源时，人们通常会注意到它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或者荣格原型理论的联系，它与苏联美学的关系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其中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与苏联早期心理学家、美学家维果茨基的内化说的关系。维果茨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心理学，在其名著《思维与语言》（1934）中强调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对人的心理、意识发展的制约性，提出“内化”说来解释物质性对象的外部形式的过程如何转化为智慧方面、意识方面进行的过程，认为“言语思维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行为形式，而是由历史文化的过程所决定的”[14] 62，“言语先有心理上的内化（interiorized），再有生理上的内化”[14] 56。维果茨基内化说的基本主张是人的内部心理活动来源于外部活动。他认为人以工具进行活动塑造了人的心理结构，“工具中介着不仅使人与物体世界、而且也使一个人与其他人们联系起来的活动。因此，人的活动汲取着人类的经验。由此也得出这一结论：人的心理过程（人的‘高级心理机能’）获得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以社会-历史地形成的方式和方法作为自己的必要环节，而这些方式和方法是在跟周围的人们进行协作和交往的过程中传递给他的”[15] 63。我们知道，李泽厚提出的“积淀说”也是着眼于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如何凝聚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中。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就是指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成了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16] 105。虽然积淀说与内化说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前者看重的是美感心理塑造，后者探讨的是作为外部交往的社会形式的高级心理功能如何成为心理过程，并且二者在历史上的真实关联度目前还无法确证，但是单就论证逻辑来说，积淀说和内化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内化说也是在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对话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疑会加深这一印象。但是李泽厚把来自皮亚杰、荣格、维果茨基的理论成果融合在马克思实践观的言说框架中却独树一帜，自成一说。 童庆炳中前期的主要学说如文学活动论、文学审美特征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童庆炳对文学审美特性的理论思考——也包含了对苏联相关理论的借用与改造。就活动论而言，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的《活动、意识、个性》（1975）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提出的“人的活动”的活动论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考察将个体的心理与社会意识及其形式两者联系在一起发生的转化，以“活动”作为心理的中心概念，建构了主体-活动-对象的循环运动过程，使反映、意识、个性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他说，“意识的产生有赖于在劳动当中把动作区分出来，对动作的认识方面成果被从人的活动的活生生的整体中抽象出来，并以语言意义的形式被观念化”[15] 102。列昂捷夫进一步认为，人体内部的心理活动与外部的实践活动拥有共同的结构，“内部心理活动起源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由于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历史地形成的……对现实的心理反映形式本身同时发生着变化：产生着意识——即主体对现实、对自己的活动，对自己本身的反省”[15] 64。应当说，列昂捷夫把“活动”推及心理活动整体的做法具有创造性。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同样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的论述出发提出“文学活动”的“活动论”，认为人类生活活动具有美学意义：生活活动特性导致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生活活动特性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生活活动特性使文学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17] 36~38。然而仔细推究起来，尽管列昂捷夫和童庆炳都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倡导活动论，但是列昂捷夫的活动论偏重于心理学领域，并且带有明显的反映论色彩，童庆炳的活动论则是融合了生存论等西学话语对文学活动所做的整体观照，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而童庆炳关于文学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研究包含了对苏联审美学派代表人物布罗夫（亦译为布洛夫）思想的借鉴和发展。就文学审美特征来说，布罗夫关注过艺术对象和内容的特征问题，认为艺术不同于科学在于反映的“对象始终是统一的整体。艺术是通过对各方面生活现象的综合来把握生活现象的”[18] 114，而科学则是分析、解剖现象；其次各种生活现象对于艺术家来说意义并不是相等的，人、人的生活是艺术最主要的对象，“作品的内容也应该是‘人的’，应该揭示社会的人的完整的生活联系和关系”[18] 116。在这个整体中保留了人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心灵，“艺术作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对象）和主观方面（艺术家对对象的说明和评价）”[18] 126。布罗夫不赞同涅陀希文“整个世界是艺术的对象”的说法，认为“艺术的特殊对象不是描写的客体，而是认识的对象。……艺术所揭示出来的、构成艺术的思想内容的一切本质，乃是人的本质，即首先是社会的本质”[19] 60。布罗夫认为外界自然只有与人相联系才有意义。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仍然比较看重艺术的认识性，有明显的局限性。童庆炳在谈到文学的具体对象与内容时认为，“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人的整体的生活。……其次，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人的美的生活。……再次，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个性化的生活”[20]。比之布罗夫，童庆炳更为看重人的情感和个性，突破了前者反映论单一的认识内涵，赋予文学以情感和审美内涵，事实上是把反映论改造为包含了评价和创造的审美反映。这是彰显文学的审美特征，进而迈出前苏联体系的重要一步。就审美意识形态而言，布罗夫认为，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比，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大家知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力求揭示‘一定现象的实质’。但有各种各样的实质。雷雨的真正实质在于：这是一种大气中的电的现象。是否可以说，诗人在描写雷雨的时候……所揭示的实质乃是另一种东西。请想一想‘我喜爱五月初的雷雨……’这句诗……这里所揭示的正是艺术中所必须的那种实质，因为在这里显示出人在一定的典型环境中的强烈的、丰富的和旺盛的典型感受”[10] 39~40。但是童庆炳认为，布罗夫对此论述得不够深入具体。他主张可以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把文学首先规定为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态的对象的差异，也导致它们的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21]。在童庆炳看来，审美意识形态的对象是对于社会中人的情感生活领域的审美表达，因而“审美”与“意识形态”是一个融合结构，“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溶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综合于其中”[22] 29。从中可见，童庆炳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形式主义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突出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情感性与审美性，因而对文学的性质做了新的界说，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特性研究做出了重大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