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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提供了一种发生学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与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方法进行对接与融合，用带有马克思主义“发生学”色彩的“结构主义”来化解“发生”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又不脱离新兴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发生学结构主义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卢卡奇和皮亚杰的思想之中，并在戈德曼这里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发生学结构主义不同于语言学结构主义，它主张对文学作品进行整体研究，提出了超个人主体和有意义结构等范畴，认为文学作品与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之间是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并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对小说、戏剧和诗歌的批评实践之中。虽然戈德曼的方法具有机械化色彩，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其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不可低估。 吕西安·戈德曼被看作“两次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接传人”[1] 13和“当代最杰出和最有才智的马克思主义者”[2]，他所建立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五大模式之一的“发生学模式”，从而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反映模式”、以马歇雷为代表的“生产模式”、以阿多诺为代表的“否定认识模式”和以巴赫金为代表的“语言中心模式”相并列[3] 168。但是，在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和英美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对戈德曼的学术思想和批评方法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伊格尔顿认为戈德曼并没有看到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性与不平衡性，而是试图在文学艺术与社会阶级或集团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建立简单的反映关系，因此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式实质上“退化成了一种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论了”[4] 38。伊格尔顿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内学者往往就是基于对戈德曼模式的“机械化”缺陷的批评而在他们的论著中对戈德曼的思想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一笔带过。但是，如果将戈德曼置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脉络中对其方法论加以审视，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和方法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戈德曼把自己早年的学术研究归于法国文学批评中长期盛行的“文学社会学”传统，并起名为“辩证的文学社会学”。后来，当结构主义风靡一时且深受其影响之后，为了融入这一新兴思潮并使其学说更具时代性，戈德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改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试图把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进行对接与融合，用带有马克思主义“发生学”色彩的“结构主义”来化解“发生”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又不脱离新兴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话使戈德曼具有了双重身份，孔帕尼翁就把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看作是“反映论的结构主义变体”[5] 195，而结构主义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则认为戈德曼“开辟了结构主义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从而使历史融入结构之中”[6] 219。戈德曼学术研究的这种双重色彩，使他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一环，并为后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学界对戈德曼普遍漠视的环境中，对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批评实践加以审视和辨析，才能够重估他的理论价值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一、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发展历程与理论资源 任何一个学者的成长及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方法的建立都来源于对前人学术成就的继承和发展。戈德曼坦言，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并非他首创。他指出：“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其代表性观点在心理方面与弗洛伊德相联系，在认识论方面与黑格尔、马克思和皮亚杰相联系，在历史-社会学方面与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卢卡奇和卢卡奇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7] 34在这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的影响下，发生学结构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学阶段、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阶段和以卢卡奇、皮亚杰为代表的最新发展阶段。这些前辈们的思想和方法都对戈德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推动了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 戈德曼认为，任何对人类行为的实证研究都是要“努力通过搞清楚部分结构的总轮廓，使这种行为的意指成为可把握的”[8] 31。显然，戈德曼的这种方法论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体现，戈德曼也坦言自己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是沿着黑格尔和马克思开创的道路前行的。但是，遗憾的是，不同于对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青睐，欧洲大学教育体系对黑格尔思想长期保持拒斥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制度也比较迟缓，这就导致了发生学结构主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在大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弗洛伊德同样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但是我们从其对个人心理的研究中明显可以发现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影子。戈德曼认为，发生学和精神分析社会学至少具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点：其一，二者都肯定人类的任何行为都至少是一种有意义结构的组成部分；其二，研究者需要对这种结构进行阐明；其三，肯定这种结构只在当人们将它各自放在个人的或历史的渊源中，才是真正可以理解的。在戈德曼看来，他的精神导师卢卡奇和皮亚杰的思想已经属于比较完备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戈德曼通过卢卡奇才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戈德曼对卢卡奇并不是不加批判地全面接受，而是通过从皮亚杰那里借来的“结构主义”方法对卢卡奇的思想进行改造，从而淡化了早期卢卡奇的唯心论色彩。在他看来，青年卢卡奇本身就是一个兼容了胡塞尔现象学和康德主义的结构主义者。显然，卢卡奇的结构主义并非现代西方结构主义，而是从现象学中孕育出来的结构观念。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已经用黑格尔的思想代替了《心灵与形式》中的康德主义，但保留了其纯美学立场。之后，在1923年面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则抛弃了纯美学问题，“第一次在20世纪将马克思主义表述为普通发生学结构主义”[8] 223。戈德曼之所以能够将皮亚杰和卢卡奇结合起来，并对其进行结构主义改造，是因为他发现“完全没有受过马克思影响的皮亚杰以全凭经验的方式在实验研究中发现了马克思一百多年前于社会科学领域中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基本观点”[8] 40。如果说发生学结构主义思想最重要的任务是“一般地在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并着重地在人的领域建立起结构的特点”[8] 41，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一部分。也正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卢卡奇等人的结构主义式的接受，催生了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最终建立。 虽然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卢卡奇的思想中已经具有发生学结构主义的色彩，但他们都没有明确使用过“结构主义”这一名称。皮亚杰和戈德曼之所以都将自己的学说冠之以“结构主义”，是因为“50年代末，在结构主义被谈及之前，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谈论结构”[6] 217，而60年代之后结构主义的洪流更是席卷了整个法国学术界。因此，如果将自己的学说纳入这一洪流，就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皮亚杰和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法国学术界所盛行的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以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又有所不同。皮亚杰认为：“如果说结构是一个转换体系，它含有作为整体的这个体系自己的规律和一些保证体系自身调节的规律，那么，一切有关社会研究的形式，不管它们多么不同，都是要导向结构主义的：因为社会性的整体或‘子整体’，都从一开始就非作为整体来看不可；又因为这些整体是能动的，所以是转换的中枢；还因为这些整体的自我调节，能用社群所强加的各种类型的限制和种种标准或规则这样一个有特殊性的社会事实表现出来。”[9] 83只要符合这一结构定义，并以此为方法论原则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归入结构主义。因此，在皮亚杰看来，结构主义已经成为渗透到了20世纪的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宏大思潮，语言学结构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如果我们将语言学结构主义称为狭义的结构主义，那么皮亚杰所描述的结构主义就可以称为广义的结构主义。学术界之所以在研究语言学结构主义时较少提及戈德曼，其原因就在于，从理论的方法论特征来看，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更接近于广义的结构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学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毫无关联。事实上，在戈德曼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学结构主义者们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和激励。戈德曼最早在一次关于克尔恺郭尔的会议上接触到了语言学结构主义，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将比克尔恺郭尔更加重要”[10] 23，并将他的思想看作一种新哲学的诞生。之后他与巴特等人交往密切，并积极参与结构主义者的学术活动。但是，尽管如此，戈德曼并不完全同意语言学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而是看到了自己所主张的“结构”与斯特劳斯和巴特的“结构”之间的不同，认为语言学结构主义是一种“非发生学结构主义”或“反发生学结构主义”。虽然在《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著作中，戈德曼对语言学结构主义也进行了分析，但更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比较、论争和批判的对象。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建立及其特色的凸显，也正是在这种比较、论争和批判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