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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实践 文学作品的数量是无限的，但是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却是有限的，因此，由于三者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根据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根据其表现世界观的方法而区分为不同的文体。能否将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对不同文体的批评实践之中，也就成为戈德曼所试图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小说批评 在古希腊至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西方的叙事性作品主要是史诗。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出现，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取代了史诗的统治地位，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主导性文体，其发展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进行。戈德曼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小说在这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18和19世纪，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小说基本上涉及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认为人偶尔会有痛苦和困难，但也能够在社会中生存，并与其社会相配合。此时的小说以传记式的文体形式为主，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等人的作品，“全都涉及英雄对一个让他们感到困难而受限制的社会世界的调适问题”[13] 101。描写积极奋进的个人主体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的主要内容。但是，及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与社会之间的调适变得愈来愈困难，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危机感日益强烈，因此表现这种个体的危机及其精神分裂就成为小说的主题，比如卡夫卡笔下的那些分裂人物和贝克特笔下的荒诞世界。西方社会进入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小说也发展为一种新的形态。与古典小说更多表现个体意识不同，在“新小说”中，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个人主体人物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那种倾向模糊的集体意识。由此可见，在这个物化的世界中，“重要的小说式样的结构和经济生活中的交换结构是严格同构的。这种同构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可以说，同一种结构自身就表现在两种不同层次上。更进一步说，与被物化世界相一致的小说形式的发展，只有在把它与一种被物化世界的同构的历史联系起来才能得以理解”[11] 210。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与小说形式的变革之间的同步性及其因果关系，所体现的正是小说艺术与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异质同构性。基于此，戈德曼得出了发生学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研究的两个任务：一方面揭示某种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明这些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和形式的结构；另一方面证明这个文学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的其他结构之间的同源性，或者在它们之间发现一种有意义的关系的可能性。 （二）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悲剧批评 悲剧是西方最为传统的艺术形式，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占据着艺术世界的中心位置，对悲剧的研究也始终是理论家们无法绕开的重要问题，戈德曼的悲剧观就深受传统悲剧理论的影响。虽然戈德曼列出了一系列悲剧理论家的名字，认为要建立自己的悲剧理论，这些理论家的著作都是要认真阅读和参考的，但是他也坦承，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真正涉足并深受影响的主要还是帕斯卡尔、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以及拉辛的悲剧创作。其中，帕斯卡尔和拉辛的作品为其提供了研究的对象，而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则为他提供了辩证的方法。其中尤以卢卡奇的影响最为巨大，在《隐蔽的上帝》中他就不断地引用卢卡奇的观点。卢卡奇指出：“戏剧只能建立在世界观的基础上，凭借世界观以及在世界观中最终的戏剧效应得以产生。也就是，在戏剧和它的观念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共性，即使这种共性并未被意识到或表现出来。”[14] 38可见，卢卡奇并不是把戏剧看作一种纯粹的可供娱乐的艺术形式，而是特定集团的世界观的再现。即使在一些表面看来没有明显倾向性的戏剧中，事实上也包含着世界观的因子。二者之间的共性在戈德曼看来就是一种异质同构。戈德曼对这种异质同构关系的论证是通过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悲剧作品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而展开的。 从帕斯卡尔和拉辛的生平传记来看，他们二人都与当时盛行的冉森教派之间关系密切。在戈德曼看来，冉森教派的烙印在《思想录》中体现为对人、世界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直接影响了帕斯卡尔的悲剧观念。在这种悲剧观中，上帝、世界和人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三者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之中。具体而言，在关于上帝的态度方面，这种悲剧观关注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帕斯卡尔看来，“上帝是永远存在而又不显现的”[12] 48。也就是说，上帝是永恒存在的，但又是“隐蔽的”。正是上帝的这种“隐蔽的存在状态”引起了上帝是否存在的论争，这也就导致“一个始终不存在和始终存在的上帝”成为悲剧的中心。在世界方面，戈德曼认为，所有形式的悲剧意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表现“人与社会和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刻危机”[12] 62。虽然黑格尔将古希腊看作艺术的古典阶段，其特征就是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但是，在戈德曼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已经确切地显现出了“某些享有特殊利益的人与人和神的世界之间难以克服的决裂”[12] 57。直至17、18世纪，这种悲剧观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与上帝既存在又不存在相应，对于悲剧人来说，世界既是一切，同时又是乌有。悲剧人是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从而受到上帝存在和不存在与世界一切又乌有的双重性的挤压。正是因为人的这一矛盾处境决定了悲剧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而是中间的存在，处于与两个无限等距离的中间”[12] 296。人处于天使与禽兽、上帝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等距离的中间位置，这造成了人难以逃脱的悲剧性状况。上帝、世界和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悲剧中具体地体现为作品主人公与穿袍贵族、冉森教派及其教义之间的关系。 帕斯卡尔和拉辛都是冉森教派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世界观正是他们所信奉的冉森教派的基本教义——冉森主义。冉森教派诞生于1637-1638年左右，此时正处于君主专制制度具有决定性的高涨时期，其主要政治矛盾是封建领主与君主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斗争过程中，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持者是法官阶层——穿袍贵族。作为冉森教派运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者，穿袍贵族也就自然将冉森主义教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对象。这样，帕斯卡尔和拉辛的作品所反映的世界观就与穿袍贵族所信奉的世界观成为同一个对象，穿袍贵族也就成为帕斯卡尔和拉辛的作品的最大支持者和最坚实的社会基础。戈德曼将这三个要素之间密切的因果关系概括为异质同构。 在戈德曼看来，拉辛的悲剧是这种异质同构关系的最佳例证，因此他展开了对拉辛的创作生涯和悲剧作品的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根据体现这种异质同构性的程度，戈德曼将拉辛的悲剧区分为四大类型——拒绝悲剧、现实世界悲剧、有“突变”和“发现”的悲剧、宗教题材悲剧。在拒绝悲剧中，没有发现和突变，主人公之所以遭受厄运，就是因为从一开始主人公便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这个缺乏意识的世界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调和的余地，因此毫不动摇、不抱任何幻想地以自己的崇高的拒绝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拒绝妥协而甘愿死亡。在这里，世界是完全罪恶的，而主人公则是纯洁而高尚的。现实世界悲剧中具有一定的“发现”和“突变”。之所以有突变，是因为悲剧主人公依然相信能够通过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这个世界，并在与这个世界的不妥协中生活下去；而之所以有发现，是因为主人公最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过于沉溺的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这类悲剧中，主人公并不完全彻底地拒绝世界，其最初所坚持的与世界之间的那种不妥协态度最终却为了生存而被消解，从而采取了与世界相和解的生活态度。与拒绝悲剧相比，现实世界悲剧中的世界不再是完全罪恶的，其主人公也不再是完全善良的。与世界的和解使得主人公的人性水平相应地降低了，而世界的道德水平则被相应地提高了。如果说拒绝悲剧中主人公的悲剧性源自于对罪恶世界的坚决拒绝，现实世界悲剧中主人公的悲剧性则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失、错误或发现。伴随着拉辛思想的变化，他逐渐从没有发现和突变的冉森教派悲剧出发重新发现了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为代表的希腊传统，写出了多部具有发现和突变的剧作。如果说现实世界悲剧中的发现和突变还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和简单的表达，那么这类剧作中发现和突变则已经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其核心已经不再是主人公与世界之间被动的矛盾冲突，而是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和正义与现实世界进行主动抗争。这类剧作的代表《菲德拉》虽然没有《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中那样的合唱队，但是情节的核心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相似的错误、相似的反对和相似的命中注定的行为。在此，悲剧冲突中的宗教因素在逐渐淡化，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逐渐成为戏剧的中心要素。第四类宗教题材悲剧以拉辛晚年所创作的《爱丝苔儿》和《阿塔莉》两部剧为代表。如果说冉森教派的悲剧中上帝是隐蔽而不显现的，那么这两部剧则以一个世界代替悲剧中隐藏和缄默的上帝，上帝在世界中是胜利者，并使自己出现在世界中。因此，在戈德曼看来，这两部剧已经背离了冉森派教义而走向其反面，从而成为冉森派所反对的宗教题材悲剧。戈德曼认为，拉辛一生创作的这四大类型的悲剧及其发展演变过程，都是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冉森教派的变迁，以及冉森教义的变化同步进行的。这一过程也正是他所强调的文学艺术、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之间异质同构性的一种体现。 （三）发生学结构主义的诗歌批评 相对于对小说和悲剧的系统研究，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诗歌批评是尝试性的和不完善的，但是我们从中仍能发现其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戈德曼将有意义结构区分为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前者指的是文本的内在结构，而后者指的则是文本与外在现实之间的结构关系。就诗歌而言，其微观结构指的是诗歌的句法结构、语音结构、组合结构等形式或语义结构。微观结构由内而外，推而广之，就延伸到整部诗集的总体结构。单部作品的形式结构只是诗集的整体结构之一部分，只有将单部作品与整部诗集联系起来，在诗集整体的风格和意义的统一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单部作品。进而，诗歌结构还可以再向外拓展到更为宏阔的社会历史结构。 那么，在具体的诗歌研究中，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哪个更具优先性呢？显然，语言学结构主义侧重于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微观结构，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宏观结构，而卢卡奇、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由微观结构入手最终进入宏观结构，通过对作品的形式结构的分析挖掘其深层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内容。戈德曼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强调整体的决定性，认为个体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具有意义。局部的形式或语义结构都建立这个宏观的结构之上，并且，只有在这个宏观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对作品的形式结构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戈德曼提出了它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非语义结构研究的几个要点：“1，弄清一部作品的宏观语义模式，以及构成人与人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相互关系之宏观系统图式的宏观语义模式的形成；2，在特定社会集团之集体意识的动力倾向范围内，对这种模式的发生进行社会学的研究；3，在对写定文本的研究所包括的所有层次上，将这些宏观语义结构扩展到由部分的和更严格的形式结构组成的集合体中。”[11] 159~160基于这几个要点，戈德曼尝试着对约翰·伯尔斯的一首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但是，正如戈德曼自己所承认的，他对诗歌分析并不擅长，对这首诗的分析也比较简单，且没有再进一步的尝试，这也是戈德曼批评实践中的一大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