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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与批评方法 正是通过对与语言学结构主义之间的诸多共性与差异的阐释，戈德曼逐渐展开了其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建构过程。 首先，发生学结构主义主张对文学作品进行整体研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卡奇，都强调历史的整体性，认为部分或个体与整体之间具有一种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各自为对方存在的条件。文学作品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只有置于其得以产生的历史整体中，才能更好地得以把握。同样，皮亚杰也坚持一种整体化思想，认为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中，“辩证倾向与结构主义倾向是有共同的整体性观念的”[9] 102。作为黑格尔、马克思和皮亚杰的继承人，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的第一部分就对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将其作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 发生学结构主义关注的是“文学，同其他艺术一起，是如何逐渐从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以及是什么东西促使文学作品使用他们正在使用的形式。应用于这种研究的方法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发生学’的，因为它所讨论的是起源、原因和决定的因素”[3] 188。发生学结构主义主张对文学作品进行历时性研究，并认为语言学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共时性研究是“反历史的”。这样，如何处理“发生”与“共时”的关系就成为戈德曼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语言学结构主义认为，要建立科学的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就必须切断研究对象与历史之间的纽带，对其进行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和思想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被创造、生产和建构起来的，都处于一种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之中，并与其周围世界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总是在一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变换过程中发展的，因此，非此即彼地坚持或抛弃共时的体系和结构研究或者历时的发展过程研究，都是不科学的。“历史是结构过程的客体。如果一个人没有首先建立起一定的模式，那么这些过程是不能得以研究的。相反地，结构仅仅是相对的。人类行为的结果存在于精确而具体的、并在其特定的结构中改变的环境之中。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创造了新的结构。换言之，存在着一种解释各种转换和连续性的不连续性，也存在着单独即可解释共时性的历时性方面，以及一个只有在历时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的共时方面”[11] 56。正是因为看到了割裂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缺陷，戈德曼认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应该坚持共时与历时的辩证统一。既要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成长环境之中，又要考虑其存在的共时体系和结构，二者的兼容才能对文学作品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才更有利于发现作品所具有的意义。 其次，发生学结构主义强调“超个人主体”。戈德曼认为发生学结构主义与所有形式的非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究竟是人还是结构导致了历史的变换”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与语言学结构主义对主体性的否定和消解不同，发生学结构主义非常强调主体性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而不是语言，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也都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只有与主体的行为联系起来，人文现象才能被理解，这正是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主要原则。但是，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创造历史的并非个人或英雄，而是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历史集团——超个人主体或集体主体。个人主体更多地与力比多相关联，而超个人主体或集体主体才为历史的行为负责。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一种集体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正是这种关系网络结构决定了个体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一个结构的诸因素的理解也就需要在与结构整体的诸多关系中进行，把个体置于与集体或社会集团的结构关系中进行理解。 对待主体性的这种差异在文学中体现为对作者的不同态度。不同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误”和巴特的“作者之死”等观念对作者创造性的悬置，发生学结构主义强调作者的重要性，但这种强调又不同于浪漫主义者将诗作仅仅看作个体诗人或作家的天才创造。发生学结构主义主张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个体作者的独立创造和天才禀赋，而且要以作者为中介，将其纳入创作主体的社会集团的关系网络中加以理解。莱辛之所以不是高乃依或莫里哀，也并没有写出后者那样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的境遇和所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不同于后者。戈德曼认为这种观点比浪漫主义式地将作品看作天才作家的伟大创造更有说服力。如其所言：“就科学即是一种发现现象间的必然关系的尝试而论，将文化作品与作为创作主体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的尝试证明是比之任何一种将个人看作创造的真正主体的尝试都更为有效。”[11] 181个人经验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和次要的层次，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及其与文学作品的同构关系，才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再次，发生学结构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具有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在戈德曼看来，在文化史上，特别是要对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在内的人类事实进行研究，并将其从物化科学中分离出来，“就必须按照‘结构’的一般概念，并且加上限定性术语‘有意义的’来界定它们”[11] 83。同样关注于文学艺术的结构，但戈德曼认为非发生结构主义的结构研究更多停留在对作品结构的科学化分析，缺乏对结构所包含的意义的深入挖掘。事实上，正如克莱夫·贝尔看到了艺术形式中的“意味”，卢卡奇把艺术形式作为社会批判中最具隐秘性也最为深刻的层面，詹姆逊试图揭示作品形式中所包含的“政治无意识”等，发生学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艺术的结构并非纯形式，而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文学作品是整体性的，并作为超个人主体或集体主体的创造物，体现了特定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这样，是否认为作品结构具有意义就成为语言学结构主义与发生学结构主义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有意义结构”也便成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用于理解和解释文学艺术文本并判断其价值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是，这种文本层面的有意义结构只是文学艺术的有意义结构的基础部分。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多层级的结构所交织而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结构网络，文学艺术只是更大的社会现实结构的一部分。而且，不像语言学结构主义那样将结构看作一个封闭的、静态的系统，发生学结构主义主张文学作品的有意义结构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层层递进的动态过程。如戈德曼所言：“如果我想理解一种文学结构向另一种文学结构的转化，那我就必须超越文学的范围。为了理解我所研究的客体的结构过程，我就必须接受更广大的结构过程。”[11] 97这样，发生学结构主义对文学作品的有意义结构的分析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作品的内在结构分析和作品被置入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者只有把一部作品重新置于历史演变的整体中，把作品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从中得出其客观意义，而这种意义甚至常常是作品的作者很少意识到的”[12] 8。戈德曼沿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理解和解释[11] 14，并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有效工具——对作品的内在结构进行理解，而对作品的外在结构进行解释。只有将这种内在结构分析与外在结构分析、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在理解和解释的辩证过程中对作品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可以引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核心观念，即文学作品、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这三大要素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 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身相对一致的利益和诉求，进而影响了每一个成员的情感、理智和实践行为，以及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精神关系和情感关系。这些综合为一个集团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或精神结构，反过来又影响了每一个成员的成长和发展，并通过每一个个体成员表现出来。“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11] 46。因此，研究一部作品时，就不应该局限于简单地用某种世界观来解释和剖析作品，还应该考虑到底是什么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使得这种世界观在此时此地以此种特定的方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同时也要认真地审视作品中所表现的世界观与其所属群体的世界观不相协调和差异的情况及其原因。在戈德曼看来，作家的个体意识、其作品的世界观与所属群体或阶级的世界观相一致是结构性的，而他们之间的不协调、不一致往往是偶然的和个体性的，是由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个人心理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在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既要研究这种结构性要素，又要研究个体因素及其对集体的影响。 “凡是伟大的文学艺术都是世界观的表现。世界观是集体意识现象，而集体意识在思想家或诗人的意识中能够达到概念或感觉上最清晰的高度”[12] 23。可见，一般的作品直接与世界观相关联，是其反映和表现，而优秀的作品则与这种集团意识相分离，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离心结构。而且，不同的集团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其中只有个别少数的集团才能激励优秀文化的创造。一般的作品倾向于关注前者，优秀而伟大的作品则致力于后者。这样，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就提出了三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文学作品、社会集团和世界观。这三个对象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从发生学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具体到对帕斯卡尔和拉辛作品的实证研究中，“不仅意味着要分析其内部结构，而且首先要把它们放进与其最接近的想象和感情现象的潮流中去，这主要就是放在我们称之为冉森教派的思想和精神的整体中去，然后放进这种意识和精神所属的社会阶级的经济、社会生活整体中去，具体到我的研究著作中，就相当于穿袍贵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12] 136。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帕斯卡尔和拉辛的作品）与社会集团（穿袍贵族）及其世界观（冉森教义）之间具有一种异质同构关系。为了使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就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文本——社会集团、社会集团——世界观和文本——世界观。这几个层面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和相互孤立的，也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在对这三个层面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考察，成为戈德曼文学批评实践的主要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