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有一个逐步走出前苏联美学体系影响，进行自主性研究的过程，其中涵盖了转换思维模式、整合嫁接范畴命题以及融汇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说和中国本土语境进行理论创新等三种基本的路径选择，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三种路径大致也对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努力及其成果。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美学是对我国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形态。钱中文认为，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着一个前苏联体系的作用，主要是经济决定论、文艺反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为政治服务等，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我国学者学术研究自主性的增强，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学理论建设已经突破了这种体系[1]。事实上，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曾经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前苏联体系”的作用，并且由于文学理论与美学两个学科的亲缘性，钱先生所归纳的前苏联体系的特点多少也体现在美学研究中。必须承认，苏联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自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苏联建国之初和斯大林刚去世之后那两个阶段意识形态相对松动，在人文社会科学一些领域如心理学、文学理论包括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鲜活、深刻甚至独创的理论建树。因此前苏联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无是处，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也是利弊共存，不可执一而论。但是就美学研究总体状貌而言，前苏联体系的显著特点是认识论与反映论的思维模式，脱胎于俄苏及西方近代美学的范畴系统，以及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带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审视与苏联美学关系的演变，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经历了从吸收借鉴为主、局部突破为辅，到对相关范畴命题进行嫁接整合，再到摆脱前苏联体系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的过程，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自主化诉求及其路径选择，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本文拟对此做一个简要分析。 一、模式转换：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苏联美学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思维模式其来有自。列宁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909年，在与马赫主义者论战的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又论证了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反映论。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进一步把反映论系统化、绝对化，将之定义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据反映论，人的感觉、概念和全部科学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反映”，认为这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2] 414，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唯物主义，把外在自然视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1）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世界是按照物质的运动规律而发展的；（2）承认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3）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承认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2] 39。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对美学研究影响很大。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苏联美学形成了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反映论为出发点的美学研究模式，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成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此外，艺术成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联高等教育教学大纲中美学被定义为关于艺术的一般规律和美的本质的科学[3] 75。因而我们看到，苏联曾经流行的美学教科书——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编的美学教材《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开宗明义就提出，“美学这个科学部门所研究的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的一般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美学的基础。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是依据列宁的反映论来揭示审美意识的实质的”[4] 2~3。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专家斯卡尔仁斯卡娅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课程时就指认，“美学发展史是现实主义派别同反现实主义派别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在美学中斗争的历史”[5] 244，“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确定：第一，艺术是一种产生于存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活动。第二，艺术按照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第三，艺术是认识和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方法。第四，艺术具有巨大的社会改造意义。它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5] 247。上述说法把美学问题归结为认识论和反映论问题，并把艺术作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现实主义、艺术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喜剧、讽刺等为基本范畴。 这种认识论与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也影响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世纪40年代，蔡仪初次尝试在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时，便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性质，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他指出，“我们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本身，不在于我们的意识作用。但是客观的美可以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是可以引起我们的美感。而正确的美感的根源正是在于客观事物的美”[6] 237。他认为在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关系上也是如此，“艺术是根据现实而创造的……艺术就是现实的美的认识的表现”[6] 354~355。这些说法实际是把哲学唯物主义及其反映论推演到美学研究中，与苏联的做法很相似。蔡仪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不少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蔡仪是通过阅读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间接受到了苏联哲学与美学的影响。根据蔡仪先生的弟子杜书瀛的说法，“蔡仪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但这是表现于马恩后期著作，特别是由恩格斯和列宁所阐发的理论思想（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而不是早期著作”[7]。不难看出，杜书瀛在这里所概述的蔡仪美学思想的主要文本来源和思维特征也正是苏式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的主要文本来源和思维特征。蔡仪早于苏联的客观派建构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即中国的客观派美学，这一点值得高度肯定。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指出，蔡仪美学的思维模式与理论构架仍然处于苏联体系的笼罩之下。 到了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文版的出版与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为契机，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联美学及其思维模式的影响犹在，但是在逐步缩小，中国学者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在增加。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美学界对认识论与反映论思维模式的弊端有所省察和反思。朱光潜指出，“把文艺看作一种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恰恰是这个重要原则遭到了企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讨论美学的人们的忽视。从生产观点去看文艺和单从反映论去看文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单从反映论去看文艺，文艺只是一种认识过程，而从生产观点去看文艺，文艺同时又是一种实践的过程”[8]。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学者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开始从实践的观点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尝试。朱光潜借鉴马克思的《手稿》，认为美的本质就是马克思《手稿》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用实践解释美与美感的社会生成——“无论是劳动创造，还是艺术创造，基本原则都只有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看，‘美感’起于劳动生产中的喜悦，起于人从自己的产品中看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那种喜悦”[9]，从而形成他的主客统一说的美学观。而李泽厚一方面受到同一时期苏联的社会学派美学家如万斯洛夫的启发——万斯洛夫把美视为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认为“美虽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即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但美只对于人才存在，因为感受、理解和评价美的能力，是只有人才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发生和发展的”[10] 4，李泽厚也论证了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和社会心理的功利性的矛盾统一的二重性；但是另一方面，李泽厚又凸显了实践在美的生成中的主导作用而提出了他的实践美学观，认为人类“能够依照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主观的需要，这个改造了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便是美，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11]。 同样的努力也体现在美学教材的编写中。60年代初王朝闻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美学教材《美学概论》就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统摄全书，认为“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生活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12] 29。编写者之一刘纲纪后来在回忆他本人参编此书的经过时说，虽然当时苏联权威的美学教材《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已经翻译过来作为中国同仁的参考，但是编写组成员“对这本书的评价都很低……回顾《美学概论》的编写，我直到现在仍然感到欣慰与自豪的是，我们既没有盲目崇拜苏联，也没有盲目崇拜西方”[13]。如果我们把苏联和中国这两部美学教材加以对照，《美学概论》以实践论的美的本质观统揽全书，以美的形态、审美意识为核心内容，的确有自己的特点。 当然，在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整体上仍然没有挣脱苏联美学思维模式和基本框架的制约，因为无论是李泽厚所倡导的实践美学，还是朱光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仍然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重视的是实践的物质维度，忽视了马克思实践观中的交往维度和精神生产维度，表现在美学讨论中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用唯物唯心这类哲学范畴来解释审美现象，而且把艺术视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实践维度的引入毕竟把美的研究由静态引向生成，包含了突破认识论的潜能，是在苏联模式之外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初步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